从总体上看, 西方哲学对美好生活的关注呈现出重本体追问和理论探寻的特点, 中国哲学则基于人性完美与德性养成更多强调了美好生活的精神内涵。马克思立足于实践深刻揭示出:美好生活的内涵应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 美好生活的实现应诉诸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马克思看来, 美好生活是一个历史过程, 是在共产主义理想观照和指引下, 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不断改变人的现实生存境遇, 逐步实现个体自由而全面发展和人与人“真正联合”的生活秩序与生活状态。可见, 要真正理解“美好生活”, 需要向经典文本中进行理论探源。马克思的文本就蕴含着关于美好生活的丰富资源,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即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马克思在《手稿》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美好生活”这一概念, 但他从当时经济事实出发对人之现实生存境遇的批判与对未来理想图景的构建无不体现着对人类美好生活的思索, 折射出他的美好生活观。在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美好生活”已然成为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的背景之下, 对《手稿》所蕴含的美好生活观进行梳理、阐释与揭示, 有助于更好发挥其在新时代的指导作用, 引领人们正确理解、积极追求美好生活, 推动美好生活的实现。

在《手稿》中, 马克思从当时的经济事实出发, 从考察工人的生存状态入手, 一步一步揭示了私有制条件下人们生活的不幸以及产生这种不幸的根源。正是在对这种不幸生活状态的批判与反思中, 马克思开始了对人类美好生活状态的追问与探求, 构建了人类美好生活的理想图景。与亚里士多德将美好生活归结为“享乐的生活、公民大会的或政治的生活, 和第三种, 沉思的生活”^[1]相类似, 马克思从丰裕的物质生活条件, 人与自然、社会和自我的和解, 精神生活多样化且不断被满足三个方面规定和阐释了美好生活的价值内涵。

美好生活首先是建立在物质生活条件基础之上的。人作为有生命的有机体, 需要外部世界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能量以维持生命的存续和发展。基本的生活条件得不到满足, 精神和情感的需要就难以得到培育、滋养和满足, 这样的生活是不可能“美好”的。在《手稿》中, 马克思强调了物质生活条件的重要性, 指出物质条件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基础。在他看来, 遭受资本家剥削的工人依靠工资生活, “最低的和唯一必要的工资额就是工人在劳动期间的生活费用, 再加上使工人能够养家糊口并使工人种族不致死绝的费用”^[2]115。依靠这种工资条件勉强生活的工人连温饱都难以解决, 根本谈不上什么“美好生活”。

然而, 就算是解决了温饱问题的生活也还不是美好生活。马克思认为, 美好生活的前提应是“充裕”的物质生活条件。对此, 他在与恩格斯合写于1845-1846年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作了充分论证, 明确指出, 只有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 才能消除异化, 实现人对自身本质力量的彻底掌握。如果缺乏生产力的发展前提, “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3]538。《手稿》虽然还未达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理解深度, 但马克思已经敏锐地看到, 共产主义“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2]185, 强调了美好生活建立在丰裕的物质条件基础之上, 需要借助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才能实现。

与工人相比, 资本家已经占有了大量财富, 拥有了丰裕的物质生活条件, 是否已经具备实现美好生活的基本条件呢?马克思作出了否定回答。在他看来, 与工人相对立的、作为财富占有者的资本家, 同样无法真正追求美好生活。因为, 资本家所拥有的财富不过是对他人劳动的贪婪占有, 这种财富只用于资本家自身无度的挥霍, 因此“财富又被仅仅看做手段, 看做应当加以消灭的东西”^[2]233。在资本家眼中, 包括他自身在内的所有人, 都只是随时可为资本增殖牺牲的无价值的存在物。资本家虽然占有了财富却失去了自我, 成为人格化的资本。财富不但没有成为资本家追求美好生活的前提条件, 反而使其陷入无度的贪欲和对财富的挥霍之中, 丧失了现实生活的丰富性和追求美好生活的可能性。

马克思通过对工人的贫困状态与资本家自我迷失状态的批判, 深刻阐明:美好生活的实现需要丰裕的物质条件作为前提, 但这种物质条件绝不是那种使资本家陷入自我迷失状态的“财富”。美好生活的物质前提是使人真正摆脱动物性基本需要而满足人的发展需要的物质生活条件, 在这种条件下, 人的发展需要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并且能够得到满足。包括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财富在内的人类社会“全部财富”为这种发展提供前提, 但更为重要的是, 人类不能误把“前提”当做“目的”, 要时刻警醒自己:学会驾驭财富, 而不是为其所役, 要始终不忘“发展”之初心, 不失“理想”之信心, 不怠“斗争”之决心, 才能使物质财富真正成为人类不懈追求并最终实现美好生活的条件。

良好的关系既是美好生活的重要内涵, 也是其感性的外在表现。在《手稿》中, 马克思以对象性关系为切入点揭示了人们美好生活的表现形态。他指出:“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2]210, 即人只有在对象性关系中才能确证自己的存在。马克思批判了私有制条件下在对象化活动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本质的对立状态, 揭示了美好生活的三重表现即人与自然的和解、人与社会的和解以及人与自我的和解。

首先, 人与自然的和解就是使自然界真正成为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性存在。人与自然不是分离对立的关系, 而是有机统一的关系, “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2]209。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把自然界看做自己的对象性存在, 自然界为人提供生活资料, 人在对象化活动中把自然界变成自己的无机的身体。人的肉体生活与精神生活都与自然界紧密联系,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马克思通过对这种对象性关系的分析, 揭示了人与自然的本质联系。在马克思看来, 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 就要在科学把握这种本质联系的基础上, 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其次, 人与社会的和解就是通过对象性活动实现个人与社会的统一。马克思认为, 个人具有社会性, 人的生命表现形式就是其“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2]188, 人的这种社会性“直接体现他的个性的对象如何是他自己为别人的存在, 同时是这个别人的存在, 而且也是这个别人为他的存在”^[2]187。也就是说, 人的社会性就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对象性关系, 这种对象性关系不是单向的, 不是以我为“主体”以他人为“客体”的关系, 而是“主体间性”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 个体不是抽象、孤立的, 不是孤独的“原子”式存在, 而是通过各种对象性关系与其他社会成员紧密相连的“社会”存在。同时, “社会”也不是凌驾于个体之上、与个体相对立的“虚假共同体”, 而是能够为个体发展提供条件的“真正的共同体”。马克思特别强调:“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做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2]188

最后, 人与自我的和解就是指人在对象性关系中不断确证自身的类本质。马克思认为“人是类存在物”^[2]161, 一方面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人都把类当做自己的对象, 另一方面“人把自身当做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2]161。作为类存在物的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作为有意识的类存在物, 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 即生产。与动物的“生产”不同的是, 人的生产是全面的, 既生产出自然界, 使自然界成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 也通过自己所创造的世界直观自身、发展自身。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的活动中, 人不断确证自身的类本质并自觉、能动、积极地创造自己的生活。

精神需要的满足在人们美好生活的实现中占有重要地位, 特别是在物质生活条件得到较为充分保障的基础之上, 精神生活需要的多样化与有效满足就成为实现美好生活的关键所在。西方一些学者对人的需要进行了专门研究和层次划分, 如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划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五个层次^[4]。马克思在《手稿》中虽然没有对人的需要问题进行专门研究, 但他实际上揭示了人的需要的两重性即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在他看来, 人的所有需要, 不管是交往的需要、被尊重的需要还是自我实现的需要或其他需要, 都可以概括为物质和精神两个层次。物质需要的满足与自然性、给定性活动相对应, 是较低层次的; 精神需要的满足与社会性、文化性、超越性活动相对应, 是更高层次的。以此为基础, 他从人的本质、社会交往和文化活动等各方面揭示了作为美好生活价值内涵的精神生活多样化。

人的需要的多样性对应的是本质的丰富性。人的本质是丰富的、全面的, 而不是抽象的、片面的, 美好生活的特征之一就是使人作为人而具有完整的人的需要, 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不仅思维、理论等抽象活动是类本质活动, 包括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在内的各种感觉以及直观、情感、愿望、爱等感性活动, 都是人的类本质活动。只不过, 类本质的确证和展现, 是需要诉诸“精神”的。一个对象, 仅仅在被人吃、喝、穿、住的时候, 也就是说, 仅仅作为“自然”的对象满足人的效用性、功用性目的的时候, 这种满足是片面的、单向度的, 意味着本质的绝对贫困; 只有人与对象之间更为丰富、全面的关系得以展现和实现的时候, 才能真正满足人的多样化的精神需要, 这样的关系才是美好的。人的社会交往亦如此。服从于功利性和工具性目的的交往并非真正的交往, 通过此种交往也不能满足人的社会性本质需要。只有建立在志趣相投、情感相通、平等对话等原则上的同理共情、相互欣赏的关系, 才是真正的“人”的关系。马克思还揭示了人类活动的多样性。在他看来, 人的活动可以简单分为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仅就理论活动来看, 不仅有求真的活动即科学活动, 还有求美的活动即艺术活动, 人“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 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2]161, 因此, 审美需要的满足构成了美好生活的一个重要维度。

需要说明的是, 马克思对美好生活理想图景的构建, 不应仅仅被看做是一种纯粹的理想描绘或价值悬设。事实上, 马克思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 即在对人的现实生存境遇的反思批判中完成对美好生活图景的构建。这意味着, 只有揭示和批判制约美好生活的现实因素及其深层原因, 才能对理想图景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也才能找到实现理想生活的现实途径。这也是马克思更为关心的。

在马克思看来, 劳动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方式和活动方式, 是人的本质和全部生活得以生成的现实基础。私有制条件下劳动服从于单纯的资本逻辑而成为异化劳动, 人在异化劳动中形成的全部生活都背离了自己的本质, 其主要的外在表现就是各种关系特别是社会关系的对抗, 内在表现则是私有财产观念统治下人的片面发展, 这些因素从根本上限制着美好生活的实现。

马克思指出:“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2]130,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资本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 资本与劳动处于对立的关系中。马克思从工人和资本家两个角度阐释了资本对劳动的统治。一方面, 资本对劳动的统治表现为工人的商品化、资本化。工人作为劳动者一无所有, 只有靠出卖自己的劳动来维持生活, 成为资本追求利润的一种手段, “工人成了商品”^[2]115-116。作为商品的工人, 其生活只能取决于资本的兴致。在这种条件下, 工人的生存完全依附于资本, 依附于资本家, 因此他们必须屈从于资本家的一切要求。不仅如此, “工人不幸而成为一种活的、因而是贫困的资本”^[2]170。工人的资本化表明资本对劳动、对工人的完全掌控, 工人的全部生活都受到资本逻辑的操控。另一方面, 资本对劳动的统治还表现为资本家通过资本控制整个社会生产。资本家只在乎资本如何才能最大化地增殖, 出于利润最大化这个唯一动机去决定把资本投入到哪个行业, 不会考虑资本的应用会带来怎样的社会价值, 这就必然导致资本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冲突与对立。

在资本的统治下, 劳动者的劳动成为异化劳动而与人的本质和“幸福”目标渐行渐远。在马克思看来, 劳动本来是人的“类”活动, 是自由自觉的活动, 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实现人的美好生活。恩格斯同样指出, “劳动创造了人本身”^[5], 劳动无疑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因此, “劳动幸福是人类幸福的根本要义, 也是美好生活的核心尺度”^[6]。然而,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导致人们现实劳动的不自由和劳动创造性的缺失, 也带来劳动环境的恶化、劳动分配的不公以及劳动者尊严的丧失, 完全限制了人们获得劳动幸福的可能。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人们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 而是否定自己, 不是感到幸福, 而是感到不幸, 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 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2]159, 这就从根本上制约了人们美好生活的实现。

异化劳动是《手稿》探讨的核心问题。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考察, 揭示了整个社会关系的对抗状态。这种对抗首先表现为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马克思认为,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 整个社会日益分化成工人与资本家两大阶级, 这两大阶级的关系必然是对立的。马克思在对异化劳动的分析中揭示了这种对立关系: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分离, 工人在劳动中非但没有占有自己的劳动产品, 这些劳动产品反而同他自身相对立、作为一种异己力量统治自己。马克思深刻指出, “如果劳动产品不是属于工人, 而是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 那么这只能是由于产品属于工人之外的他人”^[2]165, 这个他人就是资本家。因此, 作为占有与工人自身相对立的劳动产品的资本家, 也必然与工人处于对立状态。

这种社会对抗状态还表现为工人与资本家在各自共同体内部的对立状态。异化劳动条件下, 工人与工人、资本家与资本家也是各自对立的。马克思指出:“通过异化劳动, 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 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 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2]165在异化劳动条件下, 工人在劳动中是与自身相对立的, 他把自己作为维持自身生存的手段, 这就必然把他人也看做手段。在这种状态下, 工人与工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一种互为手段的关系, 因为“每个人都按照他自己作为工人所具有的那种尺度和关系来观察他人”^[2]164。所以, 即使在工人这个共同体内部, 工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对立的。马克思同时指出:“凡是在工人那里表现为外化的、异化的活动的东西, 在非工人那里都表现为外化的、异化的状态。”^[2]168这意味着, 不仅工人共同体内部是对立的关系, 非工人即资本家的共同体内部也是互相对立的, 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也呈现出一种对立状态。

马克思所构建的人类美好生活的图景之一就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通过普遍交往而不断确证彼此的社会本质, 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协调进步、共同发展, 这种普遍交往的前提是人与人之间和谐的社会关系。但是在异化劳动条件下, 工人与资本家、工人与工人、资本家与资本家的关系都表现为互相对立, 这就造成了整个社会关系的对抗状态, 从而限制了人们美好生活的实现。

在《手稿》中, 马克思对私有财产予以重点批判, 通过批判揭示出人的片面发展这一事实及其根源。马克思指出:“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 以致一个对象, 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 就是说, 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 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 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 简言之, 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 才是我们的。”^[2]189马克思的这段话其实揭示了“私有财产”的三重内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私有财产表面上以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等物的形式存在。然而, 私有财产又不仅仅作为物而统治人, 事实上, 比物的统治更深刻更难以摆脱的是作为“关系”的私有财产的统治。在这一关系的支配下, 人丧失了丰富性而成为片面的存在, 人的存在意义仅仅表现为单一的物质占有所带来的粗陋满足。马克思对粗陋的共产主义的批判同时就是对人的片面存在状态的深入分析。他指出, 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 在这种条件下, 人的个性被全面否定, 原本束缚着工人的锁链被用来限制所有人的发展。进一步来看, 私有财产关系下, 除了现实的物质力量在为磨灭人的个性、抛弃人的才能做努力之外, 更为可怕的是, 私有财产已经成为一种普遍性观念根植于人的头脑之中, 成为制约人的全面发展的深层机制。

马克思以深邃的目光和独特的视角揭示出私有财产的本质, 阐明了私有财产制约下人片面发展的事实。他同时指出, 只有摆脱了私有财产的束缚, 人才能成为具有丰富的人的需要的“富有的人”, 成为具有人的生命表现的完整性的人, 亦即成为全面发展的人。只有成为这样的人, 生活才是美好的。换言之, 美好生活的实现过程, 就是人类不断走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过程。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 马克思始终强调的是通过实践来改造世界, 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在《手稿》中, 马克思在构建理想图景、揭示现实制约的基础上, 深刻指明了人类美好生活的实现途径, 即摆脱资本逻辑的束缚, 扬弃异化劳动, 而这又有赖于建立一种真正的共同体, 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得到真正解决。

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宰社会有机体运行的逻辑, 它以无止境地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为根本动机”^[8], 在这种资本逻辑支配下, 整个社会生产都以资本增殖为目的, 资本家仅仅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存在, 工人仅仅作为机器、作为“抽象的活动和胃”^[2]120, 整个社会都表现出一种对人的漠不关心的状态, 人们的社会生活处于各种矛盾之中。

在《手稿》中, 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直接体现在他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当中。在他看来, 国民经济学就是这种资本逻辑的论证者、维护者。国民经济学没有对资本存在的合理性进行反思, 而是把资本当成毋庸置疑的前提, 在此基础上对社会经济关系进行分析和说明, “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2]155。国民经济学在肯定私有财产的前提下来解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它把劳动者抽象化为物、商品, 把靠出卖自己劳动为生的无产者仅仅当做“工人”来看待, “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2]124。也就是说, 国民经济学没有认识到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的资本逻辑主导现象, 更没有对资本逻辑进行批判。马克思与国民经济学的本质区别就在于, 他所质疑的恰恰是被国民经济学视为前提的私有制本身, 他所要批判和揭露的正是被国民经济学家视而不见的资本逻辑。

在马克思看来, 要实现美好生活必须摆脱资本逻辑的束缚。摆脱资本逻辑束缚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人与资本的关系, 使资本的增殖、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人服务, 使人能够更好地实现自身的发展, 而不是人为资本服务。摆脱资本逻辑的束缚要在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中进行。扬弃私有财产, 不仅是要扬弃以物的形式存在的私有财产, 更重要的是要扬弃作为生产关系存在的私有财产即资本主义私有制; 然而, 最根本的却是扬弃以观念形态存在的私有财产。马克思认为, 粗陋的共产主义之所以是毫无思想的、尚未完成的, 根本原因就是受私有财产观念的制约, 他们不管是对人本身的理解, 还是对人与人关系的理解特别是男人和女人关系的理解, 都是以物的方式、私有财产的观念来理解, “物质的直接的占有是生活和存在的唯一目的; 工人这个规定并没有被取消, 而是被推广到一切人身上”^[2]183。他们主张的是把私有财产关系普遍化, 而不是真正的扬弃。“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 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 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 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2]186只有在积极扬弃私有财产的条件下, 才能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 才能摆脱资本逻辑的束缚, 人们才能创造、实现丰富而美好的生活。

马克思认为, 美好生活的现实源泉是劳动,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异化劳动却使人的生活陷入不幸, 只有摆脱了异化的劳动才能真正创造人的美好生活。在《手稿》中, 马克思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 揭示了异化劳动的四种表现形式, 即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活动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者与类本质相异化、人与人相异化。他指出, 异化劳动的直接结果就是人的全面异化, 使人在不断背离自己本质的同时, 也背离了美好生活。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 正是由于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相互作用, 导致无产阶级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陷入贫困与不幸。因此, 要实现人们的美好生活, 必须诉诸对异化劳动的积极扬弃。

在这种扬弃了异化的劳动中, “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就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9]37, 也就是说, 在这种劳动中, 人不仅确证了自己的个人本质, 同时也确证了自己的社会本质。首先, 通过劳动, 人使自己的个性通过对象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与异化劳动否定人的个性不同, 在这种劳动中, 由于个人能够占有自己的劳动产品, 享有表现自己个性的毫无疑问的权力, 劳动成为个人对自己生命表现的享受。其次, 通过劳动, 生产出真正的“人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原子式的”孤独个体之间的对立关系, 而是通过对象性活动而相互确证、相互关联、彼此有着血肉联系和情感依托的“社会”的关系, “在我个人的生命表现中, 我直接创造了你的生命表现”^[9]37, 每个人都是彼此与各自类本质之间的中介, 他人的生命表现是个人自我本质的补充, 是个人本质对象化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 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一种和谐共生的状态, 个人的社会本质通过与他人的交互关系中不断得到确证。最后, 正是在这双重关系的意义上, 劳动成为人们创造美好生活的源泉。扬弃了异化的劳动成为“自由的生命表现”^[9]38, 人们在劳动中不是否定自我, 而是不断肯定自我, 肯定他人, 肯定和实现整个社会生活。

不管是摆脱资本逻辑的束缚, 还是扬弃异化劳动, 最终都是为了人与世界关系的和谐美好。在此意义上, 建立真正的共同体既是共产主义要实现的目标本身, 也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在马克思看来, 人是类存在物, 就必然以“共同体”的形式存在。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来看, 共同体表现为“生命共同体”; 从人与人关系的角度来看, 共同体表现为“社会共同体”。然而,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共同体是“虚假的共同体”。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 马克思就曾指出, 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国家同市民社会的分离, 使人的个人存在同社会存在相分离, 使作为国家公民的人同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相分离, “社会”作为抽象的东西是同个人对立的。在《手稿》中, 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虚假的共同体”的实质:“共同性只是劳动的共同性以及由共同的资本——作为普遍的资本家的共同体——所支付的工资的平等的共同性”^[2]184。这就是说, 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同性只不过是抽象的共同性, 这种共同性只存在于阶级内部, 而非人类社会的共同性。资本在这种共同体中是公认的普遍性的力量, 共同体中的个人依然受到资本的绝对支配。这种共同体不仅不能为个人的美好生活提供现实条件, 反而会成为个人发展的桎梏。

只有建立真正的共同体, “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 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10], 才能实现人的普遍本质和人民的利益。只有到了那个时候, 美好生活的实现才成为可能。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共产主义理想做了具体描绘, “共同体”是这一理想图景中的点睛之笔, 他强调, “真正的共同体”意味着“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2]185(生命共同体与社会共同体的统一), 意味着“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2]185, 因为这种共同体为个体的存在提供条件, 而个体也只有在这种共同体中才能实现自己, 所以个体的利益与社会的利益是一致的, 个体与类的矛盾得到了真正解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马克思再次强调:“只有在共同体中, 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 也就是说, 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3]571。共同体是社会的人的必要联合, 也是个人获得自由和全面发展的保证, 个人在联合中促进共同体的发展, 而共同体也能够为个人追求、实现美好生活提供现实的力量。这种“真正的共同体”就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手稿》作为马克思早期思想的代表性文本, 其蕴涵的生活哲学思想十分丰富。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刻剖析, 批判和揭示了现代人生活陷入不幸的现状及其根源, 积极探索了一条实现人类美好生活的现实途径。在否定资本主义现实生活合理性的同时, 马克思也看到了在这种不幸生活中所隐藏的社会变革动力, 对人类未来美好生活图景进行了积极建构。《手稿》尽管还存在诸多不成熟之处, 但其中所包含的马克思对生活前提的反思、对生活要素的归纳、对生活本质的揭示、对未来生活图景的构建与探索, 形成了完整而深刻的美好生活观。马克思的美好生活观闪耀着穿越时代的光芒, 对新时代的人们认识、理解、构建与追求美好生活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结合我国当前社会实际对《手稿》的美好生活观予以充分发掘与阐释, 能够为新时代中国人民美好生活的构建与实现提供重要思想资源和方法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