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序幕的开启,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热度词汇成为了时代新的解说词, 时代变化引起生产变革, 社会数据化的发展产生了数字经济这种新的经济形态。人们将自身暴露在成熟数字技术建构的数据网格中, 既享受着数字技术提供的网络购物、移动支付、人工智能等数据化模式带来的生活便捷性的全面升级, 又开拓了数字劳动这一新的劳动场域, 人们的工作场所、劳动对象发生改变。新的经济形态和劳动形态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提出了新的挑战, 该如何认识这一劳动形态?剩余价值怎么产生?数据的资本化何以实现?现实问题的倒逼使得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正在经历着从资本主义工业化到数据信息时代的转变。至此,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数据化研究悄然兴起^[1]。

本文将以资本逻辑为线索, 资本逻辑指的是资本运动的内在逻辑, 指称资本无止境地自行增殖的本性和必然性^[2]。资本逻辑以潜在的形式贯穿于资本生成发展的始终, 资本可以具体表现为货币、生产资料等, 其本质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而不是财富。同时, 资本逻辑又表现为二重性:一是从社会关系中产生的追求价值增殖的逻辑; 二是借助于物的力量而产生的创造现代文明的逻辑^[3]。对数字劳动的研究以资本逻辑的增殖性和扩张性相统一为线索, 立足于数字概念的认识来分析数据商品向数字资本的演进最终回归到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影响, 以此深入认识资本的生产过程和数字劳动对于资本生产的理论意义与时代价值。

一、数字劳动是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延伸

数字劳动的出场不是出于偶然, 而是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爆发和数字信息技术革新及生产消费方式创新等多重因素作用的必然结果。通过对数字劳动的概念界定和深入探究, 将数字技术因素与马克思劳动概念相结合, 在准确把握马克思对劳动概念的本质要求的基础上, 融入数字信息的时代因素, 实现对劳动的再认识和新时代的创新延伸。传播政治经济学先驱达拉斯·斯迈兹开创性地提出了受众商品论, 以传播为切入点撕开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盲点之争”的缺口, 将“受众劳工”的概念带进人们的视野, 数字劳动的雏形由此显现。直到2000年特拉诺瓦在《免费劳动:数字经济的生产文化》一文中解释数字经济时, 将“数字劳动”归入“免费劳动”, 此后, 以“数字劳动”为核心词汇的主题学术会议和相关学术成果日益增多, 其中以克里斯蒂安·福克斯的著作《卡尔·马克思与数字劳动》最具代表性和系统化, 该文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研究数字劳动的理论基础。作为学术界研究焦点的数字劳动并没有形成统一准确的定义, 本文将采用福克斯对数字劳动的定义进行深入地讨论和分析。福克斯认为:“数字媒体技术和内容的生产中资本积累所需要的所有劳动都属于数字劳动。”^[4]从福克斯对数字劳动定义的内容分析可以获悉其采用的是逆向思维, 福克斯肯定地指出在数字媒体技术和内容的生产中存在资本积累, 再向前推导形成逻辑线索:资本积累←剩余价值产生←生产劳动←劳动←数字劳动, 同时这一过程又以互联网、数字技术为依托, 进而形成数字劳动的初步定义。为检验福克斯对于数字劳动的内涵及其本质的论述是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契合, 我们应当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资本逻辑的顺向思维要求对数字劳动的生产增殖过程进行分析。

1. 数字劳动本质的物质性

劳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范畴, 马克思对于劳动范畴的解释主要有人类学意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两个维度。马克思指出, “活劳动是指劳动者在物质生产资料过程中对脑力和体力的消耗”^[5], “只有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6]。人们在进行数字媒体技术和内容的生产过程中必然消耗了脑力和体力劳动, 脑力劳动又离不开人类对自然和物质的消耗, 因此本质上仍属于物质性劳动, 福克斯明确指出能够被称做数字劳动的前提是被资本积累所需要, 那就表明存在剩余价值的产生。同时, 随着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组织形式的转变, 马克思对生产性劳动的理解进行延展, 随着劳动过程协作分工的发展, 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随之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 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 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 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7]582。所以数字劳动也是生产性劳动, 包含了硬件生产、内容生产和软件生产者的劳动和生产性使用者的劳动^[8]。数字劳动既是数字经济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的继承, 又在生产方式中融入了科学技术新元素, 促进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和政治经济学在数字经济时代保持生命力。

2. 数字劳动的生产力三要素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 生产方式经历了递进式的变革, 从技术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 人类社会经历了渔猎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 四个阶段的更迭其本质反映了人类生产力的极大发展。生产方式作为划分社会类型的基本依据, 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内容, 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 从蒸汽技术、电气技术、计算机技术到人工智能, 完成从工业1.0向工业4.0的跃进中, 劳动力的知识层次、劳动工具的类型、劳动对象的形态多重方面都发生显著的改变。福克斯在其著作中提出了三种生产力的组织形式^[9]199(见表 1), 其中, 劳动对象和劳动产品有了鲜明的改变, 逐步由物质形态转向非物质形态, 生产力组织形式的变化投射出剩余价值的加速生产和财富的不断积累。

数字劳动不同于其他劳动类型, 其存在依托于互联网和移动终端, 数字技术作为隐形核心力已经融入渗透到生产力三要素当中。这其中, 劳动者作为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在数字经济时代的表征是覆盖年龄层次广、数量众多, 能够熟练操作移动设备, 是数字劳动的生产力核心; 劳动资料则是物化的工具即数字技术, 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变成了生产工具, 充满科技感与现代性, 使用普及率和便携度高, 是社会生产力水平的缩影; 而劳动对象相较之前有了质的突破, 包含图像、文字、创意、经验等, 其本质都是数据, 具有抽象性。数字劳动的生产力三要素凸显了现代生产力特征, 既有对传统生产力组织形式的继承, 也有数字时代条件的创新。从内在机理来看, 劳动力是决定性因素, 影响着劳动资料和劳动工具, 又反作用于劳动者, 三者之间相互影响, 形成环形的因素变革规律, 数字劳动的生产力“三要素”中最具突破性的变革是数据成为劳动对象; 从外在形式来看, 数字劳动的劳动工具和劳动资料具有外在一体性, 没有明显地分离, “三要素”能够保持同步地移动。基于此, 数字劳动的生产力所创造的价值远高于传统劳动, 所生产的信息数据产品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 这是人类走向未来文明的重要标志。

由此可见,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包括大规模工业和机器的创造, 这意味着人类生存的这些无机条件(即自然)和这种积极的生存(即劳动)之间的分离, 而这种分离恰是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中得以彻底定位的^[9]200。自然和劳动之间的分离并不意味着劳动物质性的转变, 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素是人, 媒介是劳动工具, 从铁犁牛耕到人工智能的工具物质性不变, 改变的只是劳动产品最终的价值形态, 生产力表现形式的多样化正是对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肯定, 所以, 物质性劳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社会在波浪式的前进和螺旋式的上升中, 对生产的定位不再只是单纯地满足生存需要, 从生存消费转向发展消费, 以新的形式去寻求资本积累的路径和更高层次需求的满足。

3. 数字劳动对时空限制的突破

劳动是带有时代烙印的人类活动, 技术革新所带来的不仅仅只是最终劳动产品形态的改变, 更是对劳动场所、劳动时间等劳动环境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农耕时代人们以田间地头为主要劳动场所,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工业时代人们以工厂车间为主要劳动场所, 按照规定时间上下班; 信息时代人们工作地点不定, 工作时间不定, 整个工作氛围和环境趋于“自由”。数字媒体技术和内容的生产可以在公司或者住宅甚至咖啡厅, 通过使用手机、笔记本电脑、iPad等多种移动设备和互联网信号, 全面实现了随时随地开展工作的可能。比如, 手机用户需要发布一篇关于XX品牌化妆品的使用测评, 用手机编辑好相关文字内容并配好相应的图片后就可以上传到APP上发布, 发布完成后可以随时保持同其他社交媒体用户的在线互动。在数字经济时代人们追求更高效便捷的工作模式, 资本则是迫切获取更多的价值增殖, 不再关注对工作时间和地点统一规范性要求, 同马克思在论述资本的使命中提到的通过将工人约束在工厂中, 从分散状态到集合起来以此塑造工人的组织纪律性相比, 当前数字劳动的工作模式是对马克思描述的工作模式的否定之否定, 资本家只规定工作要求, 看重工作结果, 以看似自由自主的工作状态获取剩余价值的创造和资本的积累。

通过对数字劳动现实表象的分析, 充分表明了数字劳动完全实现了对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突破, 这就意味着工作时间和生活时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地域限制消失, 在界限逐步退出劳动场域的表象背后, 引发的是对劳动和资本关系的新思考。从积极层面来说, 劳动者成为“自由人”, 不再受到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的束缚, 工作方式愈发灵活, 但是从消极角度来看, 不受限制的本质是受到全面的限制, 工作时间占用生活时间, 生活空间和工作场所交错存在, 生活的无序感代替了“自由”的幸福感和科技的便捷性。数字劳动给人的“时空自由”会逐步成为资本的理想安排, 形式上给予劳动个体以个性、独立、自控的快感, 实质上潜在加剧对工人的剥削, 最大限度地占有剩余劳动时间, 同时承受同行从业人员的竞争和失业的危机感, 在形式与内在的较量中需要寻求一个资本“自洽点”, 即一定程度上合理的工人自治能够更好地确保工人的价值生产力。综上所述, 数字劳动既是对过去传统工作形式的创新, 也是对未来人们身心自由全面发展的禁锢, 而界限的存在意义该由实践来回答, 资本的内在否定性为理解数字资本积累埋下重要伏笔。

二、数据商品化到数字资本的逻辑进阶

数字经济在全球范围的崛起, 预示着未来资本主义的发展走向, 数字经济发展的本质是数字资本的创造与积累, 而“数字资本的核心是对一般数据的攫取和占有, 并从中牟取大量的利益”^[10]。蓝江在《数字资本、一般数据与数字异化》中提出“一般数据”^[11]这一新概念, 并罗列出一般数据的三个特征, 虽然学界尚未对一般数据给出确切具体的定义, 但是已有的一般数据的特征为更加准确把握数据这一新劳动对象打通了研究理路。要想揭开数据资本形成的神秘面纱, 首先从论证数据成为商品开始, 分析出剩余价值是如何生产的, 进而完成资本积累以扩大再生产。

1. 数据商品化的条件

商品是政治经济学的开始, 商品既是进入交换过程时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统一, 又代表着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 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数字资本积累的前提要求是数据能够成为商品, 需要指出并不是所有的数据都可以被称之为商品, 商品是能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并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 包含价值和使用价值两种要素。因此, 数据从生产到消费, 从商品到商品形态、商品化, 这个过程在研究数字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的定义突出其有两个特征, 即劳动产品和用于交换。社交媒体用户数字劳动产生的数据依赖于人体自身的体力和脑力的消耗, 所以可以确证为是劳动产品,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数据都可以用于交换, 只有那些被用于交换获取利益的有效数据才被称为商品数据。当下是一个一切事物持续商品化的全球化过程, 包括文化、智力、信息和多样传播形式, 这些类别逐渐成为信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12]283。数据商品化的前提是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 数据以商品的形式进入市场, 但在价值形态上区别于有形物质形式的产品, 以流动的数据流或是动态的数据群的非物质形态进入市场, 并遵循相应的市场原则, 在市场深层发展、机制不断健全中商品关系得以加强, 这个过程就是数据商品化的过程。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成熟的信息化时代, 数据具有海量性和实时性的特点, 社交媒体用户在网络平台上在以秒计的时间内产生不计其数的数据, 这些数据时时处于更新完善的状态, 无偿劳动下产生的数据被类似于阿里巴巴、亚马逊、Facebook等大公司所占有, 抽取同类或相关数据形成相应的数据群进行交换买卖获取数字资本, 对于市场需求来说单个数据是不具有意义的, 而如性别、爱好、年龄、职业等众多关于人自身的描述性信息进行整合分析就可以刻画出个人形象, 形成数据化个人, 进而完成相应广告信息的推送。企业建立在数字劳工无偿劳动基础上的对原始数据的私人占有成为了数据商品化的催化剂, 这是一个将使用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的过程, 为资本家们获取资本积累提供了更多“好用”的途径, 正如默多克所说“商品化是推动资本主义扩张的中心动力”^[12]288。

2. 数字劳动的剩余价值生产过程分析

当前已有的文献研究成果对于数字劳动的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研究仍处于摸索阶段, 而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研究又是数字劳动存在意义的最佳例证。剩余价值作为资本积累的源泉是指劳动者创造的被资产阶级无偿占有的劳动, 其实质是无偿劳动时间的对象化^[9]160。数字劳动成为数字资本家们进行资本积累的利器,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定向广告的投放, 定向广告是福克斯研究了大量企业社交媒体的数字劳动而提出来的, 是指通过对个人的用户数据和网络行为的分析进行量身定制的广告, 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个性化。从社交媒体用户生产数据(浏览、交易、社交等众多数据)开始, 到定向广告的投放进而提升交易率的整个生产过程如图 1所示。

在厘清生产过程的基础上深入分析, 预付资本C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为购买生产资料而支出的货币额c, 另一部分是为购买劳动力而支出的货币额v, 即C=c+v^[13]185。C就是社交媒体企业所掌握的预付资本, c₁则是用来购买技术、设备、基础设施的投资支出, v₁是用于支付公司员工工资, 提供有偿或免费的社交平台服务, 形成生产阶段L₁。L₂则是数据生产环节, 此时在社交平台上的众多社交媒体用户被看做是社交媒体企业的无偿劳动者, 无偿劳动者的工资是v₂且v₂=0, 数据被社交媒体企业分类整合后出售给广告公司而获得资金M(M>c₁, M>v₁, M>v₂), 此时C=c₁+v₁+v₂+M(v₂=0), M是由社交媒体用户和企业部分员工共同劳动所得, 如果企业员工的工作时间是t₁, t₁会有明确的时间节点(我国《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 即员工工作日时长, 社交媒体用户的无偿劳动时间记为t₂(0＜t₂≤24 h), 无偿劳动中用户处于遭受剥削的状态, 一旦同广告公司的数据交易完成, 商品就转化为货币资本。但是从图 1来看, 广告公司根据数据信息显示的用户兴趣爱好、浏览痕迹等综合信息向不同的用户投放有针对性的广告, 定向广告的投放一方面更加吸引社交媒体用户的注意力, 增加其对广告的点击率和广告曝光率以及个体在平台所消耗的时间(t₂), 另一方面广告点击率的提升无形中促使商品交易额的增加。从用户点击广告到商品购买成功, 广告公司的剩余价值的创造就已经完成, 这个过程中社交媒体用户既是商品消费者也是用户数据的生产者, 剩余价值的生产由广告公司有薪员工和无偿数字劳动者共同创造。

剩余价值的最终归宿是资本积累, “它一开始就没有一个价值原子不是由无酬的他人劳动产生的”^[13]263。面对数字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量, 资本家们的贪婪性受到极大刺激, 在扩大数字圈地范围的同时还会关注到知识、工业、农业等其他领域内存在的数字劳动, 既挖掘数字劳动的生产, 还要深入数字劳动的再生产。数字劳动成为了资本家新的盈利场, “现在, 对过去无酬劳动的所有权, 成为现今以日益扩大的规模占有活的无酬劳动的唯一条件。资本家积累得越多, 他就越能更多地积累”^[13]263-264。这就是所谓的“资本生资本”^[13]263。

3. 数据资本化成为可能的二因素

数据作为非物质形态的产物能够资本化的原因:一方面是符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述的资本逻辑, 另一方面就是在于资本的文明面和消费能力两个因素。资本的文明面在于资本能够创造剩余价值, 增加社会的财富总量, 数据资本的存在也具有了存在的积极意义与价值, 倘若资本的存在所带来的只有剥削和压迫这样消极的作用, 资本就成为片面化将不复存在。数字资本将资本的文明面加以放大, 数字技术的普及促使生产力的提升有了质的飞跃, 资本积累的价值量和积累速度也在不断加快, 催生了数字经济时代新劳资关系的产生, 联动了社会众多领域的新变革。而消费是资本得以实现的关键环节, 消费能力就像是推手, 消费能力强可以推动着生产向着正向发展, 多样的消费需求会刺激新的生产供给; 消费能力弱则会引起生产过剩, 进而引发经济危机。可见, 消费能力这一因子对于数据资本化的影响不容忽视, 在研究数字劳动的生产时不可避免地要对消费进行研究。

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 从头到脚, 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3]297长期以来, 人们习惯以批判的角度来看待资本, 认为资本是罪恶的、丑陋的, 其存在时刻控诉着资本积累的罪恶和剥削工人的罪行, 但是就资本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 马克思称之为“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14], 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 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 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 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 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15]。正因为如此, 数字劳动的出现即便是加重了剥削和人的异化, 存在众多消极影响, 但是数据资本化加快了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与革新, 建立起数字世界中人与人之间既熟悉又陌生的新型社会关系, 带动了劳动方式的变革, 开阔了人类生活和发展的新视野, 一定程度也促进了相关技术人才的培养。因而, 数据资本的存在和发展不仅只是符合理论逻辑, 也在于其有对社会发展可取的现实意义。

在对数字劳动进行讨论的过程中, 往往会把注意力集中在生产, 比如数据的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 却忽略了与生产同等重要的消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首先讲的就是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 生产是起点, 消费是终点, “没有生产, 就没有消费; 但是, 没有消费, 也就没有生产, 因为如果没有消费, 生产就没有目的”^[16]。所以, 数据产品的消费既是数据生产的终点又是生产目的的完成。消费生产着生产, 所有的产品包括数据产品只有在消费中才成为现实的产品, 消费标志着产品的完成。同时, 社交媒体用户的数据消费可以创造出新的生产需要, 为新的数据内容的生产创造出内在观念上的动机和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而用户对数据的消费能力取决于社交媒体用户在线时长和浏览范围, 时间越长, 浏览范围越广, 消费的数据就越多, 就会刺激更多数据量的产生, 其中包含着用户自产的自娱消费和平台的引导消费两个部分, 两个部分相互作用形成消费合力亦是生产合力。数据只有被消费了, 数据的生产过程才算完成, 消费完成时无偿劳动者生产的剩余价值通过货币的形式转化为资本, 在循环往复中增进了数字劳动的深度发展和资本积累。

三、数字经济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副作用”

数字技术的日臻成熟与发达掀起了全世界新的发展浪潮, 为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增长点, 数字劳动在新时代条件下应运而生, 既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 也影响了全球经济走向和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以数字劳动为契机, 带动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 推动了第四次工业革命进程, 为人类实现未来的美好愿景提供了新的路径。在我们看到数字劳动像一剂良药一般为资本市场注入了希望和活力, 然而“是药三分毒”, 也应该关注到数字劳动所带来的“副作用”。

1. 人的四重异化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中马克思提出异化劳动的观点, 指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17]58。在数字经济时代人们所创造的数字媒体技术和内容都逐步演变为异己的力量, 人类为自身编织了一张数字之网, 技术和内容成为人们的掌控者、剥夺者和支配者。福克斯指出, 数字劳动是异化的劳动包含着数字劳动者与自身异化、与工具异化、与劳动对象异化、与劳动产品异化的四重异化^[18]。即在数字劳动过程中, 移动设备作为工具理应被人所控制受人支配, 但随着工具的触角遍布工作生活, 人对工具的依赖性激增, 人发展成被控制的对象, 与工具相异化; 工具是人与劳动资料连接的桥梁, 人要在消费数据时生产“新数据”, 数字的“自我”成为商品, 人或许会产生抵抗, 但是在屏幕的隔离下, 抵抗不断削弱, 并随着欲望、兴趣、好奇等心理的牵引, 越发被劳动对象吸引, 主体意识被控制, 与劳动对象异化; 人耗费脑力和体力劳动所创造出来的劳动产品最终被资本家(媒体公司)所占有, 生产的越多失去的就越多, 也就越贫困, 劳动产品处在了劳动者的对立面, 人与自己生产的劳动产品成为异己关系; 基于前三种异化, 人最终走向了与自身的异化, 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数据投射为现实的人的形象, 人作为真实的存在被虚拟世界牵制, 人在现实社会的类本质遭到削弱, 主观能动性被外在力量控制。

基于数字劳动的“四重异化”来具体分析社交媒体用户的异化过程, 社交媒体用户耗费自身体力脑力以及时间生产的劳动产品(数据)被社交媒体平台作为获取剩余价值的商品, 广告公司通过数据分析以定位广告的形式控制了社交媒体用户, 引导他们进行网络消费, 使得用户们成了“产消一体者”, 生产的数据不归自己所有且终将被数据所掌控。而作为劳动工具的社交媒体平台, 这些平台是为人类服务而存在的, 随着人们对数字技术的依赖越来越强, 在社交媒体平台消耗的时间越来越多, 人类从机器的掌控者沦落为技术机器的奴隶, 流变的数据包裹了人们的衣食住行, 数字技术从服务性的存在变成了对立的存在。人类沉溺在数字技术构建的虚拟世界中, 人就像机器一样不停地生产着数据, 无论是社交媒体用户、社交媒体企业还是广告公司, 都围绕在数字设备和技术所构造的空间里, 所有的活动都成了谋求生活维持生存的手段, 在劳动的过程中失去了自由和自我, 失去了人类生产活动本有的鲜活性。数字劳动终究变成异化的劳动, 劳动者成为异化的人。

2. 界限消失下的剥削无限

界限(limit)指的是事物的分界, 也是指一种限度, 在数字空间这个没有边界的地方, 随着数字劳动的兴起, 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数字圈地运动, 圈的是数据也是人。资本家对资本增殖的获取来自于对工人加强剥削, 增加剩余劳动时间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要么延长劳动者工作日来生产绝对剩余价值, 要么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来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劳动者本就遭受剥削, 数字技术的发展加深了剥削的程度——在时间上强化, 在空间上扩大。这就印证了马克思所说:“机器从一开始, 在增加人身剥削材料, 即扩大资本固有的剥削领域的同时, 也提高了剥削程度。”^[13]220

百度、谷歌、Facebook、Twitter等互联网公司对于公司员工的剥削主要通过延长工作时长, 但不是以明确规定加班时间的方式。从表面来看, 不存在强迫加班, 但是公司的绩效考核、同事竞争等潜在压力迫使员工不得不过度劳动, 用生命力换取生产力。同时还有隐形工作, 比如:转发公司的微信宣传、用微信在线回答客户问题等这些碎片化时间被无限地利用和消耗。最终结果就是数字劳动者的平均工作时间和无偿劳动时间都在趋于增加, 资本家就会获得绝对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共同增多。上述的现象是属于从事跟数字媒体技术有关的有酬数字劳动者在工作当中遭受的剥削, 还存在一种特殊情况就是无偿劳动者遭受的高度剥削。社交媒体平台的用户以玩、休闲和娱乐的形式在强化平台的使用价值, 他们上传图片、文字、视频及创建社区等, 所有的浏览痕迹终以数据的形式被广告商利用, 成为牟利的工具, 他们所有或者绝大多数的在线时间都是剩余劳动时间, 都在创造剩余价值。“社交媒体的数字玩家工人被客体化地异化于社会控制、平台控制、他们在线经历所发生数据的控制以及源自货币利润的控制。”^[19]

“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处置的自由时间, 一生中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必需的间断以外, 都是替资本家服务, 那么, 他就还不如一头载重的牲畜。”^[20]生活和工作时间界限的模糊把人们逼进没有自由的胡同, 剩余劳动时间的增长使得剥削程度加深, 人类特性逐步迷失。“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 也就是说, 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 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 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17]53-54这种劳动的压迫感会随着时间不断增强, 劳动进入数字世界后工作范围在不断地拓展, 数据巨头们加快对互联网空间的占领, 建立各自的数据帝国, 把猎取范围扩展至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数字技术成为一种普遍性存在, 领域的扩张也是剥削的扩大, 在数字圈地中, 权利掌握在少数的互联网公司手中, “万千的社交媒体用户都成为受剥削的创造剩余价值和货币利用的数字工人”^[9]241。

3. 被技术压缩的自由

生活在技术水平发达的世界里, 是喜还是忧?这个简单的问题足以引发人们对数字技术、时间问题和人类自由的深入思考, 不难发现, 在肯定数字技术带来便捷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时间焦虑, 人类的自由又在哪里?正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所说:“值得怀疑的是, 一切已有的机械发明, 是否减轻了任何人每天的辛劳。”^[7]427从逻辑上来说, 二者是矛盾的, 技术的便捷性提高了人们劳动工作的效率, 智能自动化也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双手, 因此, 人们的自由时间同技术水平二者是成正比的关系, 技术越发达自由时间越多; 从现实来说, 工作时间入侵生活时间, 生活节奏加快可支配的自由时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 人们所失去的是身体的自由更是精神的自由, 越是活跃的个体越是感觉被束缚, 当代“工作性质、家庭构成、关于抚育子女的观念以及消费模式的转变, 所有这些与技术变革的共同作用让我们感到世界在加速”^[21]。

数字技术的普及与成熟催发了一种现代病“手机依赖症”, 症状表现为把手机视为安全感的源泉、高频率解锁手机接收最新消息、手机没电关机时会觉得焦虑心慌等, 这些心理状态反映出数字技术对人精神的影响, 智能手机俨然成为了“21世纪的鸦片”。人们沉浸在数据组成的虚拟世界, 碎片化信息充斥大脑使得思维逻辑变得片段肤浅, 人们的自主意识、价值选择等主体能动性被蚕食, 比如, 网络购物时本意只想购买A商品, 但平台根据人们平时的浏览数据推测出购物者的喜好, 并推送了B商品的信息, 这时人们会潜意识地选择点击浏览, 部分购买者会做出购买B产品的行为, 这种现象其实是一种消费自由的丧失。类似于这种的违背本意、看似自愿的行为正在普遍发生, 不仅无形消耗了人们的时间, 更重要的是会带来懊恼、后悔的情绪, “为买而买”的消费会增加精神负担。数字技术让人们成为装在“套子”里的人, 数据逐步让人们失去理性、丧失深度思考的能力, 如果说数字技术带来的剥削是让人们的物质世界变得困苦, 那么被技术所压缩的自由则会让人们的精神世界变得贫瘠。人们创造机器发展技术的意义是为人类服务而不是被机器绑架成为“工具人”, 而成为全面发展的“理性人”, 既需要物质生活提供保障, 更需要的是充分自由的时间, 人类才能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四、结语

数字劳动这一新的劳动形态, 从出场到发展, 在学术界始终都是存在争议和热议的对象。以数字劳动为研究对象再次深化对马克思《资本论》的学习,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政治经济学思想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影响, 越是有新事物的出现越是可以证明经典理论的生命力。在对数字劳动的研究中, 需要用辩证统一的视角来看待, 既要肯定数字劳动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 又不能忽略其加重剥削和异化的事实, 如何在二者之间寻求一条恰当的发展路径应当是未来研究的重点。需要更多的研究者投入到对数字劳动问题的深刻解读与研究中, 数字商品的价值价格的判定问题、数字劳动的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等, 新事物带来新生机也必然会有新问题, 那么, 解决问题, 更好地发挥数字劳动的积极因素, 弱化消极因素, 让更多的人受益并感受到劳动的“快乐”, 让人类真正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