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时间银行(time banks), 或称“时间储蓄”(time savings), 这一概念最早于20世纪80年代由美国学者埃德加·卡恩提出。卡恩设想, 在经济危机时期失业者虽然不能通过劳动交换金钱, 但是可以通过劳动交换服务, 劳动者一小时的服务可以换取一小时他人的服务^[1]。卡恩基于“时间货币”的概念, 以“时间等价”理念提出一种有别于金钱交换的替代交换模式。根据卡恩的倡议, 1990年在美国建立第一家时间银行。到2019年, 时间银行已遍布全球30个国家, 仅美国就有500多家注册时间银行, 并有超过37000名会员^[2]。

20世纪末, 时间银行服务模式传入我国, 但这种模式引入到中国时发生了变异。关于时间银行的概念, 有学者认为可以将其定义为志愿者首先提供服务, 然后以“时间币”的形式记录下来并存储到时间银行中, 将来在某个时间志愿者再提取“时间币”获得回报, 从而保证志愿服务持续供给的一种制度^[3]。穆光宗(1999)认为, “时间储蓄”可以界定为志愿者通过志愿时间储蓄卡将服务时间记录下来, 当志愿者需要获得服务时再由其他志愿者无偿为其提供服务的一种养老服务形式^[4]。在实践中, 我国将时间银行模式本土化, 将志愿者的服务时间以“时间币”的形式记录下来并进行存储, 以便将来获得一种可预期的回报或者激励^[5]。随着实践的增加, 这种模式逐步转变为低龄老年人志愿为高龄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 以“时间币”的形式记录下来, 等到低龄老年人年老体衰的时候再支取出来, 享受同样时长的养老志愿服务^[6]。学者们对我国时间银行养老模式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梳理。1998年, 上海市长宁区虹储小区首次实施时间银行养老服务模式, 虹口区晋阳居委会则创立了“时间储蓄式为老服务模式”。在上海实践的推动下, 全国各地纷纷建立时间银行养老服务模式, 太原、广州、北京、杭州、哈尔滨、南京、重庆等相继建立时间银行养老服务模式^[7]。

然而, 经过20余年的发展, 全国各地的时间银行规模并未扩大, 甚至有些地方以失败告终。例如, 上海市虹口区晋阳居委会由于换届而导致丢失账簿, 形成坏账, 最终取消时间银行养老服务模式实践。为此, 我国学者对时间银行养老模式进行了诸多理论探讨和实践剖析, 以探求时间银行养老服务模式未能发展壮大的深层次原因。部分学者认为, 时间银行自身运作不规范、覆盖范围过小、群众参与程度不高等是时间银行养老服务模式未能扩展壮大的主要原因^[8]。还有部分学者从退休健康老年人自身来探讨其参与时间银行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试图从老年人自身方面探寻原因^[9]。学者们提出了推动时间银行发展的政策建议, 如设计养老服务平台系统^[10]; 代际双重绑定时间银行, 先由身体健康的老年人为身体状况不良的老年人服务, 在将来由身体状况不良的老年人的子孙来进行服务回报^[11]; 政府机构与保险公司合作为志愿者购买保险^[12]。

笔者认为, 时间银行是指低龄老年人志愿为高龄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 这些服务时间被记录为“时间币”, 在低龄老年人将来需要被服务时进行提取, 由下一批低龄老年人为他们提供同样时长的养老服务。我国各地的时间银行养老服务模式发展缓慢甚至陷入困境的原因多种多样,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从理性经济人的视角看待时间银行, 将经济交换作为运作养老服务的基础, 导致一些时间银行服务中“劣币驱逐良币”, 将时间银行物质化、世俗化^[13]。结果, 时间银行在发展过程中背离志愿服务的初衷, 无法持续发展。

本文利用社会交换理论构建了理论分析模型, 并开展了大样本的问卷调查, 目的是探索有哪些因素在影响我国时间银行养老服务模式发展路径?通过实证数据分析, 本研究从时间银行模式中存在的交换资源、交换条件和交换原则等方面总结了相关影响因素, 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在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 探索养老服务模式的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理论框架和模型构建 1. 社会交换理论的基本框架

(1)社会交换的前提和假设

社会交换成功的前提是交换必须具备共同的价值观, 即形成价值共识。只有形成共同的价值标准, 才能产生交换的媒介。社会交换成功与否取决于交换双方的信任程度和需要程度。社会交换不同于纯粹的经济交换。社会交换的过程中, 可能存在交换不对等, 或者获得回报的时间过长。因此, 只有在交换双方具备相互信任和相互需要的条件下, 社会交换才能成功。布劳认为, 社会交换通过反复发生和逐步扩展, 最终形成交换者之间的互相信任。基于双方的信任和相互需要, 才会有社会交换的可持续性^[14]。

(2)社会交换的资源

Foa(1980)指出, 社会交换的资源包括钱币、商品、服务、信息、地位和爱等六种, 六种交换资源所需要花费的交换时间长度不同^[15]。从交换所需花费的时间来看, 交换时间最短的是钱币, 可以在瞬间进行交换。商品、信息和服务的交换所需要的时间可长可短, 当它们与钱币进行交换时, 耗时较短; 当商品与商品进行交换时, 所需时间也比较短; 当商品与服务、商品与信息、信息与服务进行交换时, 所需要的时间长度却具有不确定性。社会交换中, 爱的交换所需要的时间最长。爱的交换需要具有持续性, 可能要耗费个人一辈子的时间。

(3)社会交换的原则

社会交换应遵循互惠原则, 互惠原则提出者Gouldner(1960)认为, 互惠原则是指社会交换具有回报性。这种回报的时间并不确定, 但被帮助者在一段时间后会回报给予帮助者。被帮助者即使没有回报帮助者, 至少不会伤害帮助者^[16]。在回报的时候, 互惠原则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回报具有及时性, 在某段可以测量的时间内, 被帮助者应当完成回报; 二是回报具有等同性, 即回报与给与具有等价性; 三是回报的物品或者服务必须具有保障性, 确保能够实现这种社会交换。

社会交换理论的假设及其核心内容如图 1所示。

(4)社会交换的过程

美国社会学家布劳认为, 社会交换包括三个过程。首先, 社会吸引是社会交换的前提条件。社会交换理论中的社会吸引是指交换双方出于某种目标而互相接近。社会吸引诱导人们主动地建立社会交往。在交往的过程中, 人们又会受到新的社会力量的吸引, 从而扩展他们的交往范围。其次, 在社会吸引的基础上, 人们进行社会交换。再次, 交换的结果是获得社会报酬。在社会交换中, 有两种获得回报的形式。一是内在性报酬, 即从社会交换活动本身取得的乐趣、爱、感激和社会赞赏等; 二是外在性报酬, 即在社会交换关系以外所取得的金钱、商品、邀请、帮助和服从等。社会交换的回报方式有三种结果:取得内在性报酬、取得外在性报酬, 以及同时取得内在性报酬和外在性报酬。社会交换的过程如图 2所示。

2. 社会交换理论运用于时间银行养老服务

从本质上来说, 时间银行养老服务模式是一种社会交换模式。本文以社会交换理论的代表人物布劳在《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一文中的理论观点为基础, 结合Foa(1980)和Gouldner(1960)的分析, 构建社会交换理论对时间银行养老服务的分析框架。

在社会交换中, 老年人同样拥有社会交换理论中提到的资源, 可以用于和其他人进行交换。老年人可以用于社会交换的资源包括六种。一是给予家庭成员的无偿服务, 如照看孙辈、做家务等。这种资源的交换由于耗时较长、回报的数量不一定对等等情况, 其交换回报率可能会降低。二是劳动收入。退休后通过当保姆、当门卫、打扫卫生、返聘事业单位等继续获得收入, 但这类老年人占所有老年人的比例较低。三是给予社会的志愿服务。从年龄来看, 老年人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低龄老年人、中龄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60~69岁的老年人仍具备较强的劳动能力, 被称为“低龄老年人”; 70~79岁的老年人, 自理能力逐渐衰退, 被称为“中龄老年人”; 80岁以上的老年人, 自理能力进一步降低, 被称为“高龄老年人”。低龄老年人可以为中龄老年人或高龄老年人提供一定的照料服务, 这些服务被记录下来, 等到这一代“低龄老年人”进入“中龄老年人”或者“高龄老年人”阶段时, 由下一代“低龄老年人”通过制度性安排为他们提供照料服务。这种社会交换取决于制度的可靠性和制度的可持续性。四是上交国家的税收或社会保险费。劳动者在工作阶段, 向国家缴纳税收或者缴纳社会保险费。无论是税收还是社会保险费, 都是老年人在一生中的工作阶段准备的用于社会交换的资源, 等到退休后可以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回报。五是可与国家进行交换的特殊价值。例如, 抗战老兵、退伍军人、见义勇为者、“五保老人”、烈士家属等, 均需得到国家和社会的回报。这些老人所具备的社会价值, 引领着国家和社会的价值观, 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六是可用于交换的商业性资产。老年人的商业性资产, 主要指在工作阶段积累下来的住房、证券等, 这些资产流动性不如现金和银行存款, 但在老年人需要进行交换且获得回报的时候, 可以将其变卖, 以获得货币或者交换其他物质和服务。

从这六种资源的社会交换可以看出, 在时间银行养老服务模式中, 人们期望在社会交换过程中得到回报, 但会在考虑社会价值的基础上, 重视自身付出, 并不是完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而是愿意为社会做出一定的“奉献”, 这正是时间银行养老服务模式的社会交换价值所在。

3.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时间银行养老服务模型构建

在时间银行养老服务模式中, 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养老服务的提供者, 即低龄老年人对这一模式的满意程度和投入程度。假定养老服务提供者对时间银行的满意度取决于两个因素:个人本身从时间银行中获得的内在性报酬和外在性报酬; 时间银行实践中其他人对“时间银行”的投入程度。当个人存入时间后, 其他人的投入程度决定了储户能否在未来某一时段支取到符合预期的“服务时间”。

再假设一个时间银行由N+1个人组成, 每个人都具有相同的边际效用曲线, 社会总效用等于个人效用的加总, 且社会上每个人都是“理性人”, 追求个人效用的最大化。u_i表示时间银行中某养老服务提供者i的个人效用。

(1)

其中, M_i是指养老服务提供者i在时间银行养老服务以外的商品购买、使用和社会实践中所获得的效用; H_i表示养老服务提供者i在时间银行实践中付出劳动所获得的效用; O_i是养老服务提供者i从其他成员参与时间银行的付出中得到的效用。养老服务提供者获得的总效用u_i与M_i、H_i和O_i分别呈正相关关系。

M_i与H_i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当时间银行养老服务提供者在时间银行中的投入增加时, 势必会减少其在养老服务以外的商品购买和使用以及其他社会实践中的投入, 从而降低M_i。为使个人i的总效用最大化, 必须按照卡尔多改善原则, 即个人i在时间银行养老服务中增加的效用ΔH_i应超过其在其他商品和社会实践中降低的效用ΔM_i。

根据假设, O_i可以表示为:

(2)

即O_i取决于时间银行养老服务中除i以外的其他所有参与者的投入的平均数, 用 表示, 除i以外的其他所有参与者的投入的平均数 等于除i以外的N个人投入的H_i的加总数除以N。O_i与H_i呈正相关关系。

要加大个人对时间银行养老服务的投入程度, 必然要减少其在时间银行养老服务以外的时间和物质付出所得到的效用, 或者加大其在时间银行中所获得的效用。要达到这样的结果, 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用公式可表示为:

(3)

根据社会交换理论, 社会交换的过程包括社会吸引、社会交换和获得社会报酬三个阶段。时间银行养老模式的发展是否成功取决于这一模式是否具有社会吸引力、是否顺利进行社会交换以及是否获得令人满意的社会报酬。

因此, 模型中, b_i为时间银行养老服务模式的社会吸引力。社会吸引力影响个人对时间银行养老服务的投入。也就是在没有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 时间银行养老服务模式的魅力。

c_i为社会交换过程中的各种影响因素。根据社会交换理论, 可以归纳为六种影响社会交换的因素。其中, c₁为共同价值观, 即孝文化的传播程度, 共同的价值观和尊老爱老的普遍共识将有助于时间银行给参与者带来更高的效用。c₂为信任程度, 信用级别从低到高可以分为个人信用、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和政府信用。因此, 时间银行的信任程度主要归结于政府能否提供信用支持。c₃为需要程度, 主要取决于低龄老年人的个人情况, 是否需要社会化养老。在当前社会化养老模式逐步取代家庭养老模式的大趋势下, 需要程度逐步提高。c₄为社会交换资源, 包括政府提供的资金支持和高龄老年人所具备的交换资源, 如退伍军人、见义勇为者、低保老人等社会价值以及高龄老年人具备的经验、知识。c₅为互惠原则, 主要包括回报的及时性、等同性和保障性。具体涉及的影响因素包括:社会组织的参与数量; 时间银行中时间币存储和支取网点的分布广泛性; 利用区块链技术为时间银行提供计时的技术保障, 保障时间币记录的不可篡改性; 技术层面上时间币全国通存通兑的可实现性;APP中服务提供者和接受者配对的可实现性; APP中服务绩效评价功能的可实现性。

最后, 社会交换理论表明, 时间银行的发展取决于a_i为个人从时间银行实践中获得的社会报酬。这种报酬分为内在性报酬和外在性报酬两种形式。内在性报酬包括a₁、a₂和a₃。a₁表示个人从时间银行实践中获得的荣誉; a₂表示个人从时间银行社会实践组织内获得的归属感; a₃为获得高龄老年人提供的经验、爱心等。外在性报酬包括a₄、a₅和a₆。a₄为个人通过参加时间银行获得其他人或者组织对其个人困难事情的解决; a₅表示参加各种层次的活动和培训, 提高个人的技能; a₆表示提高个人的信用体系。

三、实证分析

20世纪末, 时间银行养老服务模式开始引入上海。经历近20余年的实践后,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 许多当初创立时间银行养老服务模式的小区逐步放弃了这一模式, 只剩下虹口区和浦东新区的部分街道仍在坚持运行。2017年, 在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的推动下, 时间银行养老服务模式的创新和发展被提上议事日程。到2019年, 上海市其他区也加入到时间银行养老服务模式试点的队伍中。

课题组在2018年6—8月对上海市各个区进行随机抽样, 抽取浦东新区、普陀区、虹口区、静安区、嘉定区和奉贤区进行问卷调查。其中, 浦东新区的花木街道、塘桥街道, 虹口区的曲阳路街道, 普陀区的曹杨街道等已经开展时间银行试点。而嘉定区、奉贤区和静安区尚未有街道开展时间银行试点。共发放问卷1 553份, 经整理, 剔除一些废卷和答题不完整的问卷后, 得到有效问卷1 400份, 问卷有效回收率约为90.1%。调查问卷的内容主要为理论模型涉及的各要素。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 对时间银行养老服务模式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如表 1所示)。

① 模型1~4分别代表时间银行养老服务模式的短期、中短期、中期和中长期发展。模型1用“愿意提供0~1年(含1年)的养老服务”代表短期发展, 模型2用“愿意提供1~5年(含5年)的养老服务”代表中短期发展, 模型3用“愿意提供5~10年(含10年)的养老服务”代表中期发展, 模型4用“愿意提供10年以上的养老服务”代表中长期发展。

从表 1可以看出, 时间银行养老服务模式的发展取决于多种因素, 既包括从时间银行养老服务中获得的社会报酬(带给个人的荣誉、归属感、解决个人及家庭困难), 也包括时间银行自身的社会吸引力, 还包括社会交换过程中的保障因素(如政府资金支持、网点分布广泛、APP中服务配对和绩效评价的实现等)。

从表 1可以看出, 时间银行养老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取决于多组因素。第一组因素是社会报酬因素, 包括时间银行带给个人的荣誉、归属感和解决个人及家庭困难三个变量; 第二组因素是政府信用因素, 包括政府资金支持、政府监督和监控两个变量; 第三组因素是时间银行的资源保障因素, 包括网点分布、时间币通存通兑性、时间银行技术保障(APP)等五个变量; 第四组因素是社会价值基础, 包括社会尊老爱老的共同价值、其他成员的积极参与和奉献两个变量。不同模型代表在不同价值基础和信任程度下根据社会交换报酬程度所愿意提供的养老服务时长。

首先, 分析四个模型的共同特征, 政府的信用(包括政府资金支持、政府监督和监控)、其他成员的积极参与和奉献、时间银行网点分布广泛、时间货币兑换的保障性、时间币通存通兑性这几个变量在服务时长0~1年、1~5年和5~10年三个模型中都非常显著, 表明低龄老年人是否愿意提供更长时间的养老服务, 更多地取决于时间银行养老模式的国家信用和技术保障, 在一个有保障的环境下, 时间银行养老服务模式才能发展下去。

其次, 从四个模型的比较可以看出, 带给个人的社会报酬越低, 时间银行发展的能力就越弱。从带给个人的荣誉、归属感和解决个人及家庭困难三个变量的模型系数和显著性可以看出, 随着社会报酬的减弱, 愿意提供养老服务的时长也在减弱。

最后, 从不同模型和自变量的比较来看, 影响时间银行可持续发展的因素中, 排在第一位的是时间银行本身的通存通兑性, 排在第二位的是政府的资金支持, 排在第三位的是其他成员的积极参与和奉献。因此, 一个可持续的时间银行养老服务模式必须有代际的服务交换、有模式本身的可持续能力, 以及政府信用的兜底。

四、促进时间银行养老服务模式发展的政策建议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 我们得出了影响时间银行养老模式可持续发展的四组因素, 为促进我国时间银行养老服务模式发展, 可依据影响因素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进行完善。

1. 增加政府信用支持, 提高时间银行养老服务模式的信任程度

时间银行养老服务模式要得到公众的信任, 必须要有政府信用的支持^[17]。加强政府信用支持, 表现在提高“时间银行”的统筹层次。将时间银行养老服务模式的统筹层次提升到省级甚至国家级层次是这一制度能持续发展的最关键和最重要的因素。要提高时间银行的统筹层次, 离不开政府的支持。除此之外, 还需要建立严格的绩效评价制度和监督执行制度。在时间银行的实施过程中, 要形成有效的志愿者招聘、选拔、监管、激励和考评制度, 由政府部门颁布较高层次的《时间银行养老服务模式志愿者服务条例》, 形成有章可循的志愿者服务规章制度, 对服务质量要进行科学地衡量。同时, 对时间银行的管理也要建立绩效考核制度和监督制度, 保障时间银行的有效和有序, 使其实现可持续发展。对时间币的存储和兑换要进行严格的监督, 才能促进这一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避免因为某家试点单位的倒闭而导致这一制度的终结。这一切监督监控的主体是政府部门。只有政府部门加强监督监控, 才能确保时间银行在长期内可持续发展。

2. 激励大众投入, 增强时间银行养老服务模式中社会交换的及时性

布劳教授在《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中指出, 社会吸引是社会交换发生的前提条件。因此, 要建立社会交换, 并使这种交换反复发生和逐步扩展, 必须令这种社会交换具有社会吸引力。时间银行养老服务模式的发展, 其首要条件就是使得时间银行养老服务模式具有社会吸引力。在具备自身吸引力的基础上, 我们还需要加强对时间银行养老服务模式的大力宣传。一是通过宣传, 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时间银行养老服务模式的存在; 其次, 通过宣传, 让时间银行养老服务模式的紧迫性为更多人知晓; 再次, 大力宣传时间银行养老服务模式的优点, 让时间银行养老服务模式被更多人所喜爱。我们的分析表明, 在一个N+1个人的时间银行服务体系中, N个人的投入的平均值直接推动和提高第N+1个人的归属感和满足感, 进而加强其对时间银行养老服务的投入。与此同时, 大众投入的增多, 能增强时间银行养老服务模式社会交换的及时性。因此, 要激励大众都积极投入时间银行养老服务模式, 形成时间银行代际兑付, 确保时间银行养老服务模式能得到长足发展。

3. 通过新兴技术优化时间币特性, 加强社会交换保障性和通存通兑性

时间币是时间银行养老服务模式的交换媒介。可以通过区块链等新兴技术优化这一交换媒介, 加强时间币的存取保障性和通存通兑性。一方面, 要提高时间银行中时间币的存取保障性和通存通兑性, 有必要通过各种渠道将“时间银行”发展到省级统筹, 省级之间进行合作, 最终实现全国“通存通兑”。时间银行养老服务模式上升到省级政府层面, 而不是一家民间机构来执行, 是“时间银行”时间币存取保障性的必要条件。只有通过加强省级之间的合作, 才能确保时间币省际之间的通存通兑。例如, 目前, 上海市的“时间银行”与广州市的某机构实施的“时间银行”进行合作, 两家机构之间可以“通存通兑”, 极大地提高了志愿者的信心。这种合作经过反复发生和逐步扩展, 最终将实现全国性的通存通兑。另一方面, 在技术层面上, 还要保障服务配对的有效性。只有进行有效的服务配对, 才能提高时间银行的效率, 扩大时间银行养老服务模式的分布。这一技术有赖于开发服务配对APP, 服务需求者可以通过APP发布服务需求, 服务提供者可以通过APP发布可提供的服务。双方可以通过APP的配对技术进行快速地配对。这一技术在对附近地区人员快速配对的同时, 也能促进不同区域的人员进行配对, 加强时间币在异地之间的存储和支取, 促进时间币通存通兑性的实现。例如, 服务者在上海市的“时间银行”存储的时间币, 可供其父母等亲人在联网的广州市的时间银行进行该时间币的支取。

4. 强化“孝文化”建设, 夯实社会交换的价值基础

社会交换建立在“价值共识”的基础上, 因此, 在城市治理过程中, 要加强我国孝文化建设, 弘扬传统的孝文化理念, 让每个老年人都能安享晚年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孝道是养老的伦理基础和道德责任, 应该宣传尊老、敬老、养老的社会道德观念, 建立尊老养老的奖励措施, 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社会共识的建设, 还有利于提高养老服务提供者的内在性报酬, 提高其内心的愉悦感和满足感。在“时间银行”实施过程中, 许多低龄老年人提出, 不管将来的兑现如何, 现在为高龄老年人服务就是一种社会价值的提升, 能提高自身的价值感和认同感, 提高自身对家中老人甚至全社会老人的尊敬之情。因此, “时间银行”的“时间兑换”制度应建立在社会交换理论的“社会价值”假设基础上, 以提升“社会价值”为最终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