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用学是一门以语言使用和话语的语境化意义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学分支学科。语言的使用和话语的解释必然会涉及到认知、社会及文化等因素, 由此, 也形成了认知语用、社会语用和文化语用这三大研究视角^[1-2]。其中, 文化语用研究主张从文化的视角来审视语用现象及理论, 重视语言使用与文化语境之间的关联性, 其研究对象包括了不同文化间的语用现象异同、话语产生与理解过程中的文化语境因素、言语交际中的文化准则与策略, 以及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问题等等^[3-4]。

跨文化语用学(cross-cultural pragmatics)是文化语用研究领域的先驱和代表, 自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至今, 不断经历着细化、分化, 从最初一个略显庞杂的范畴中逐渐脱离出去许多相对独立的分支, 如中介语语用学、习得语用学等。近年来, 一些新的学科概念也在相继涌现, 诸如交互文化语用学(intercultural pragmatics)、民俗语用学(或称民族志语用学, ethnopragmatics)、人类语用学(anthropological pragmatics)等, 在文化语用研究领域不断开辟出新领域、新视角。

鉴于目前国内外相关综述大多只关注跨文化语用学的发展动态^[5-8], 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以上所提及的其他一些新的分支方向, 我们试图从研究范式的角度, 对文化语用研究领域的整体发展格局进行回顾, 从中梳理出三种基本范式, 并厘清各自的理论主张、研究对象与方法、存在的问题与缺陷, 以及相互关系。

一、“范式”观照下的文化语用研究

“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是由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于1962年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并加以系统阐述。它是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 也是从事某一具体科学的研究者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按照库恩所述:“范式是指那些实际科学实践的公认范例——它们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和仪器等等——为特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的传统提供模型。以共同范式为基础进行研究的人, 都承诺同样的规则和标准从事科学实践。”^[9]在他看来, 范式是一种对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承诺, 是一个科学研究共同体所共享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 这些东西在心理上形成科学家的共同信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范式也是一门学科发展成熟的标志之一。

倘若我们从范式的角度来考量当下的文化语用研究领域, 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 文化语用研究作为语用学下属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 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科学研究共同体。几乎所有从事文化语用研究的学者们基本上都秉持这样一种共同的立场或共识, 即文化作为一种语境要素, 对语言使用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 文化语境是文化语用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的概念, 语用研究必须置于特定的文化语境下加以分析考察。

其次, 虽然跨文化语用学、交互文化语用学、民俗语用学等都可以归属于文化语用研究领域这一阵营下, 但各个分支之间在研究范式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区别, 导致了文化语用研究内部的不一致性。例如, 跨文化语用学与交互文化语用学虽然都涉及了多种文化间的问题, 但在具体理论主张、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上都存在着不小的差异(详见下文)。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外部环境在不断变化, 如全球化的日益加剧、跨国公司等多元文化机构的出现等, 使得不同文化群体或个体间的交流与合作愈加频繁, 而彼此间在使用语言进行交往互动的过程中随之出现的很多新问题也都值得深入研究, 但传统的跨文化语用学研究范式显得力不从心, 由此催生了一些新的研究范式。

再者, 既然文化语用研究采取的是一种文化视角, 自然不能忽视文化研究中的一对重要概念, 即客位(etic)与主位(emic), 因为这涉及到文化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普遍性。这对概念最早是由美国语言学家兼人类学家派克(Kenneth Pike)所创, 原本用以区分语音学与音位学, 之后被借用到文化研究领域, 代表两种截然不同但又互为补充的研究取向。所谓客位, 是指从多种文化系统外部进行研究, 常通过跨文化比较来对多个变量间的关系作出“科学”的推论; 而主位则是从一种文化系统内部展开研究, 意在对该文化作深入理解, 从而发现其特有的结构规律^[10-11]。在研究方法上, 前者多用实验设计和诱导性语料, 而后者则更加强调对真实、自然语料的收集与阐释性分析。这也说明, 我们既可以从外部对多个不同文化群体进行语用研究, 也可以从内部对单一文化群体进行语用研究。

从以上论述可以发现, 试图用一种范式来涵盖当前文化语用研究领域的发展全貌显然不合理, 也不太可能, 而多种范式并存才更符合实际情况。因此, 下文将着重对文化语用研究领域的几种主要研究范式及彼此间内在关系展开论述。

二、文化语用研究的三种范式

不同范式的形成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 以及不同的核心假设、研究对象、方法和研究范例等。据此, 我们认为, 文化语用研究领域主要存在着三种范式, 分别以跨文化语用学、交互文化语用学和文化(内)语用学为学科标签。

1. 跨文化语用学:多种文化间异同的比较性研究

追溯语用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 这一学科的诞生与英美分析哲学中的日常语言学派有着密切关系, 其初衷是为了对哲学和语义学中一些未能解答的意义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由此, 发展出了一系列语用学理论, 包括言语行为理论、会话含意理论等, 并且通常都主张这些理论或原则具有普遍性。然而, 这种基于单一语言(主要是英语)进行哲学思辨而归纳出来的理论或原则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性?而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成为了20世纪80年代跨文化语用学兴起的直接原因。许多研究者开展了大量的实证性研究, 对不同文化/语言间的语用现象(包括理论、原则等)进行比较, 以期找到答案^[12]。

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一项研究当属在1982年启动、由多国学者通力合作完成的“跨文化言语行为实现方式研究项目”(Cross-Cultural Speech Act Realization Project, 简称CCSARP)。该项目以请求和道歉这两种言语行为为对象, 调查了八种不同国家地区语言(包括美国英语、丹麦语、希伯来语和俄语等)的母语和非母语者在使用这两种言语行为时的语言实现方式上的共性和差异。具体采取的做法是, 研究者们在每个国家地区选取400人(母语者和非母语者各占一半)作为样本对象, 并使用统一的方法(话语补全法, DCT)收集数据, 然后进行比较和分析, 考察其在不同参数上的差异性。这一研究框架成了后续很多类似研究的范本与模板, 只不过在具体研究对象或调查群体等方面略有不同。这一研究范式的基本流程是:①确立研究对象(如具体言语行为)→②建立统一的语料收集与分析框架→③进行不同语言/文化比较→④寻找差异或共性→⑤作出关联性解释。

值得一提的是, 彼时的跨文化语用学范畴并不限于此, 而更像是一个“大杂烩”, 几乎囊括了所有涉及不同文化或语言差异的语用学研究, 也导致研究范式难以辨清。例如, Blum-Kulka等^[13]曾提出, 跨文化语用学研究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①言语行为的语用研究, 主要涉及人们在跨文化交际中能否运用第二语言正确地表达或理解该语言的言语行为; ②社会/文化的语用研究, 侧重于文化交际过程中产生的社交语用现象, 如语用失误; ③对比语用研究, 主要比较两种语言交际功能的不同方面、两种语言不同的语用技巧和策略, 以及两种语言不同的文化内涵等方面; ④语际或中介语语用研究, 主要研究人们使用第二语言时的具体语用行为与他们的母语之间的关系。事实上, 国内的大部分学者^[14-15]也基本上延循了这一框架。然而, 也有不少学者认为, 不应当把语际语用学(或称中介语语用学)归入跨文化语用学研究范畴内, 因为两者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都大相径庭。语际语用学所关注的是二语或外语学习者如何习得目标语社群的语用规约, 包括学习者如何产出和理解言语行为、语用能力的发展及可能出现的语用失误等问题, 与二语习得研究关系紧密; 但是, 跨文化语用学通常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母语使用者进行比较^[16]。此外, 也有学者^[17]提出, 对比语用学涉及对两个及以上的共存语言使用系统进行历时或共时的对比, 可涵盖部分跨文化语用学研究内容, 但同时也包括了历史语用学、变异语用学等。

这样的异议和反思, 对跨文化语用学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一方面, 许多不同类型的研究得以分化出去, 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学科分支, 如语际语用学、习得语用学、历史语用学等; 另一方面, 也使得跨文化语用学在研究范式上更加纯粹和统一, 即主要通过共时比较的方法, 对不同文化/语言之间的同一语用现象进行比较分析, 从而发现共性和差异^[18]。

即便如此, 这一研究范式仍然存在着不少缺陷。首先, 它假定了文化内部的同质性及文化和语言的同一性。于是, 所谓的跨文化比较在实际操作时就变成了跨语言比较研究。其次, 在研究设计中, 文化/语言差异与语言使用差异被当做两个关联变量, 语言使用上的差异最后都被归结于文化差异, 但对差异原因未作深入的解释^[19]。最后, 在研究设计中, 为了保证比较对象的对等性和语料的可及性等, 大量使用话语补全法等诱导性方法(elicitation)收集语料, 导致其语料的真实性、自然性乃至研究结论都受到质疑^[20-21]。

2. 交互文化语用学:跨文化交互过程的动态研究

“交互文化语用学”这一概念最初是由知名的语用学者Istvan Kecskes提出的。从字面上看, 英语中的cross-cultural和intercultural都可以理解成“跨文化”, 而且在通常情况下, 两者互用而不作明确区分。但很显然, Kecskes的用意是希望通过在概念名称上的这一词之差来表明研究范式上的区别。按照Kesckes^[22]17-18的说法, 原先的跨文化语用学主要是对不同文化间的一些语言使用特征(如言语行为或行为方式等)进行比较和对比, 而交互文化语用学则更关注来自不同文化和母语背景的交际者在使用同一种语言进行跨文化交往或互动过程中的语用现象。他认为语用学研究长期以来都只关注单语使用, 而忽略了双语或多语使用。然而, 现实社会中, 在全球化的推动下跨文化交际愈加频繁, 如何开展语用研究是势之必然, 也是交互文化语用学研究的价值与活力所在。

与跨文化语用学采用的共时比较范式有所不同, 交互文化语用学本质上是一种动态过程研究, 它更注重实际的跨文化交往和互动过程, 即不同文化背景和母语者在使用同一种语言进行跨文化交流沟通过程中如何使用语言, 包括话语意义的生成与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所携带的各自文化如何融合并成为交际双方共享知识, 进而影响言语交际过程及其他相关的语用问题等。此外, Kesckes又对交际类型进行了细分, 包括:①母语使用者和非母语使用者之间的交际; ②不同母语背景的个体使用同一种通用语进行的交际; ③多语言交互话语; ④多语使用者的语言使用与语用能力发展^[22]14。

由于跨文化互动过程具有复杂性、实时性、动态性等特征, 同时交际主体兼具个体属性与社会属性, Kesckes^[22]42提出将社会认知方法(socio-cognitive approach, 简称SCA)作为该类研究的理论框架, 突出了语境、共知与突显这三大核心概念。在具体的研究方法选择上, 则可灵活多样, 包括会话分析、语料库方法, 以及话语片段分析等, 但是无论选择何种方法, 其分析的重点必然落在话语过程而不只是在文化层面上, 而且, 由于关注的是互动过程, 从方法论上应该是重构性的, 即重构和还原交际者如何成功实现其交际意图的过程。

从研究的实际情况来看, 采用这一范式的研究常常聚焦一些具体的跨文化交际案例, 并对交互过程中的言语活动事实进行多元分析, 重点探究意义的生成与理解以及文化间的融合机制等。例如, Schnurr & Zatys^[23]曾对香港的跨国公司内部员工与上司间的交往过程中实施的拒绝行为、面子协商和权力关系等进行了深入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 交际过程的动态性、交际语境的涌现性等特质使得文化本身也成为一个动态建构(变化)的构体, 这无疑给分析增加了难度。即便是在Kesckes提出的包含语用、社会及认知三大要素的SCA模型下操作, 在实际分析时也难免顾此失彼。因此, 如何增强SCA在实际应用中的可操作性, 尚待进一步探索和完善。

3. 文化(内)语用学:单一文化内部的解释性研究

与前两种范式相比, 文化(内)语用学(intra-cultural pragmatics)并不涉及多种文化, 而是采用一种单一文化内部的“本位”研究视角, 强调文化(语境)对语言使用的形塑作用, 重点考察特定的文化规约、信念、价值、态度等如何影响社群内成员的语言使用, 以及文化如何作为语境资源参与交际者的会话互动过程, 进而影响话语意义的生成与理解^[24-25]。从这个角度来看, 民俗语用学、人类语用学等也都可以归入文化(内)语用学这一范式。

事实上, 文化(内)语用学的形成也部分得益于跨文化语用学研究。例如, 知名的跨文化语用学者Anna Wierbicka^[13]在对英语与波兰语的一些言语行为进行比较后提出, 不同的文化/语言在说话方式上的差异是系统性的, 而这种差异反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文化价值和信念。由此, 她认为文化特有的交往方式背后隐含着重要的文化意义, 不同的文化体现在不同的言语行为系统中, 同时不同的言语行为根植于不同的语言文化之中。民俗语用学的主要倡导者Cliff Goddard^[26]自称, 这一范式正是对Wierzbicka的这些思想的继承和重新概括。它非常强调亲身实践, 从“局内人视角”(insider perspective)和文化内部出发, 对不同语言和文化群体的特有的语言使用方式及其深层原因进行描述和解释, 并将文化(包括文化价值、信念、态度、社会范畴等)作为核心解释要素来阐释人们的语言使用习惯。一方面, 这一研究范式非常重视真实自然的语言事实证据, 包括文化关键词、谚语和俗语、交互惯例、话轮转换和话语标记词等。其原因是, 这些语言证据都是日常生活的有机构成, 而母语者在使用过程中通常都是无意识的, 不会刻意监控或调整, 因此对思维方式具有“指示”作用。借助合适的分析工具, 语言证据能让我们最接近“内部视角”。另一方面, 他们反对用预设的概念去描写文化, 并主张要比较不同语言/文化中同一语言现象的不同意义, 就需要一种独立于任何语言但同时又可以通过任何语言来阐释的“自然语义元语言”(natural semantic metalanguage, 简称NSM)。这种标准化的、不受文化限制的自然语义元语言是描写和比较不同语言/文化的会话惯例的有效方法, 可以清楚地比较不同文化中会话策略的不同规则。在此基础上, 他们提出了“文化脚本”这一工具概念, 试图帮助研究者有效地对某一特定文化内的规约、价值、信念及态度等抽象概念进行客观描写, 从而描述和解释特定族群内人们特有的说话方式。

人类语用学也基本类似, 希望给研究者提供一些合适的工具(例如民族志方法等)来描述整个言语事件, 理解语言和文化在具体语境中相结合或共现的规律, 从而更好地从历时和共时维度来探究文化现象如何影响语言的使用。他们认为, 人类交际不仅仅只是人与人之间传递文本或话语的过程, 而是涉及概念组织、身体协同以及信息的言语交换等复杂过程。人们需要依据他们所处的即时情境及社会文化参考框架来对这些信息进行编码和解码。同时, 言语行为的规则中蕴含着一些本土文化系统的概念, 这也是言语行为所实施的文化功能^[27]。

此外, 国内的一些文化语用学者^{[24, 28]}试图从文化语境的构拟、文化指示的实现方式和言语行为的文化功能等出发, 揭示文化语境如何介入话语信息解释和语言使用的方式与过程。

从方法论上来看, 为了更加深入、细致地解释文化对语言使用的影响, 文化(内)语用学通常会借鉴文化人类学、民族志、文化心理学等相近学科的研究方法, 例如深描(thick description)、田野调查等。此外, 文化主位的概念也越来越被语用研究者所重视和采纳, 借此对一些经典的语用现象在不同文化中的内涵展开解释和研究。

然而, 文化语境要素本身比较复杂、抽象, 想要给出一个准确的描述并非易事, 即便是上文提到的文化脚本方法也无法完全解决这一问题。此外, 文化对言语交际的影响在本族语者看来似乎是习以为常的事, 以至于被认为根本不值得解释或无法解释, 或者解释过程和结果的主观性太强。以上种种都或多或少阻碍了文化(内)语用学研究范式的发展。

三、三种范式之间的内在关系

一种新范式的产生, 往往是发现了前一种范式没有关注到的现象, 或者提供了新的方法来解决之前未能解决的问题。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前一种范式已经过时, 或者无用。事实上, 它们既可以保持在历时层面上的衍生性, 又可以保持在共时层面上的互补性。

跨文化语用学主要是对不同文化间的语用现象的异同进行比较, 交互文化语用学则更关注实际跨文化交互过程中的语言使用, 而文化(内)语用学旨在描述和解释特定文化语境对其成员的语言使用的影响机制与过程。尽管这三种范式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有所不同, 但是, 无论是多种文化间比较性研究或是跨文化交互过程的动态研究, 抑或是单一文化内部解释性研究, 其共同点都是从文化的角度考察语用现象, 阐释文化语境对语言使用的影响, 因而都归属于文化语用研究这一大阵营之下。它们之间相互关系大致可以用图 1表示。

除了区别之外, 这三种范式之间也是相辅相成、互为补益的。跨文化语用学对不同文化间的比较结果可以为文化(内)语用学的解释性研究提供线索和证据, 文化(内)语用学研究反过来又能为跨文化语用学的比较结果提供更为深层的文化理据。而这两方面的研究对于交互文化语用学来说, 同样有着重要意义, 因为跨文化交互过程研究的动态性和复杂性也需要跨文化语用学和文化(内)语用学研究作为支撑。这也充分体现出文化语用研究领域的多维性和学科交叉性等特点。

四、结语

毋庸置疑, 文化语用研究是语用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与组成部分。面对当前这一领域存在着学科名称众多、范式不一的情况, 本文试图从范式的角度对文化语用研究领域的现状与格局进行概述, 对现存的三种主要研究范式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梳理与辨析, 以利于相关研究者能针对不同的研究目的或对象准确地选用适当的范式开展文化语用研究。

此外, 尽管跨文化语用学、交互文化语用学和文化(内)语用学代表了目前这一研究领域的三种主要范式, 但文化的复杂性及其对语言使用的多重影响值得研究者们继续进行多视角、多方法的深入探究。况且, 交互文化语用学和文化(内)语用学作为两种新兴的研究范式, 无论是在研究议题还是研究方法上都仍有很大空间。以后者为例, 对于国内的研究者来说, 可以深入考察中国人际互动和语言使用的特征, 并结合中国特有的文化价值体系做出合理解释, 开辟非西方式的语用理论建构与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