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期以来, 西方左翼学者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生态危机、合法性危机等理论, 用异质的曲线刻画出资本主义多样化的命运走向。概括而言, 形形色色的危机理论主要涵盖了两大研究视域——“文化”与“生产方式”。前者聚焦于文化、美学、意识形态等方面, 主要将资本主义看做一个社会文化系统, 侧重揭示其在日常生活、社会规范、价值体系、公民认同等领域所面临的危机。而后者则基本遵循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路径, 对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积累赖以实现的技术要素、劳动力要素、市场要素、生态要素、地缘要素等加以系统考察, 进而对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所面临的危机作出判断。实际上, 从文化抑或是从生产方式视域出发导致了两种不同的资本主义批判模式, 它们分别从两大路向实现了对马克思原有理论的拓展。从文化研究视域出发的学者大多走向了对马克思“元理论”的拓展。相对而言, 从生产方式视域出发的学者其核心范畴并没有溢出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他们大多通过内容的深化、补充和创新实现对马克思资本主义理论的拓展, 他们与马克思的区别更多地体现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规模及其运作的具体分析上。本文以后者为研究对象, 着力阐释西方左翼学者关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危机理论, 以及他们在当代金融危机的新语境下对该理论的应用与发展。

面对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新问题与新特征, 有不少学者坚持认为, 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并未发生彻底改变, 而无论资本主义发展至何种阶段, 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法仍然是最为有效的研究范式。因此, 在他们那里, 资本主义始终无法摆脱其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内部性危机, 这种危机源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源自资本与劳动、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之间的本质性冲突, 它从根本上侵蚀着整个资本主义有机体赖以存在的基础。厄尔奈斯特·曼德尔和Ⅰ.梅扎罗斯成为持此观点的典型代表。

曼德尔指出, 不管是自由资本主义还是垄断资本主义、早期资本主义抑或晚期资本主义都建立在“商品普遍生产”的基础之上, 虽然资产阶级国家的力量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它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各种方式来帮助私有经济克服资本增值的困难, 但受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限制, 它在应对危机时所采取的措施往往是破坏性的, 饮鸩止渴的手段不但无法从根源解决问题, 反而会加剧矛盾积累并刺激危机的爆发。

例如, 晚期资本主义对军火经济的依赖便加大了剩余价值实现的难度。“二战”之后持续的军火经济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解决剩余资本问题、加速技术革新的重要途径之一, 但是它并不能保证资本主义的高速增长, 反而加剧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走向崩溃的趋势。由于相当一部分的剩余价值被用来维持和扩大军队的存在, 那么工人阶级必须在消费中“节省”, 由此加大了第二大部类商品的剩余价值实现难度, 晚期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展现得一览无遗。不仅如此, 由于军火经济的资本有机构成要高于第一大部类和第二大部类的平均额, 它同时势必会对社会平均利润率产生矛盾性影响。总之, 在曼德尔看来, 社会生产的有计划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 以及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同工人的购买力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 这两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均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得到进一步激化。一方面, 虽然公司内部的组织性得到了高度发展, 但是社会生产的整体无理性依然构成了根本性障碍, “部分有理性和整体无理性之间的这一矛盾, 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达到了它的极点”^[1]569。另一方面,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做不到的是, 使这种消费以与劳动力相同的速率来增长……, 竞争和生产手段的私有迫使它做不到这一点”^[1]462。鉴于此, 曼德尔得出结论, 晚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它走向了垂死挣扎的边缘。

除了曼德尔之外, 在诸多左翼学者中, 英国学者Ⅰ.梅扎罗斯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性危机的概括也极具代表性。他指出, 资本主义在自我救赎的过程中不断生成并反复激化了系统性危机, 这种系统性危机由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所决定, 从根本上关乎资本主义有机体能否得以延续。第一, 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实现资本和财富的扩张, 而全然不考虑人类的需求意义, 由此必然导致消费需求与财富生产之间的结构性脱节。第二, 资本主义持续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是保持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平衡, 为此大量的耐用消费品以最快的速度被消耗掉, 浪费型、挥霍型生产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效用递减”, 进而对产品服务、工厂机器、劳动力本身产生消极影响。第三, 资本主义为了处置过度生产的产品仅仅靠一般的浪费型生产已无能为力, 直接破坏所积累的巨额财富和资源就成为必要。这种破坏型生产表明资本主义已成为对人类的生存有害的社会制度, 丧失了最后的合理性。第四, 资本主义为了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必然要走向军国主义, “军事—工业”复合体已成为主导模式, 它终将导致灾难性的浪费与破坏。这四重危机层层递进, 而所有危机均根源于资本主义不断自我扩张的本性所导致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换言之, 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脱离了与人的需要相联系的使用价值的制约, 因此即使它极力地化解矛盾但结果只能使自己愈加偏离正常的轨道, 从扩大生产走向浪费型生产, 进而走向破坏型生产, 最终无路可逃。

如上所述, 在曼德尔、梅扎罗斯等学者那里, 资本主义危机主要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而导致的剩余价值生产难以实现的危机, 它根源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 从内部侵蚀着资本主义有机体的根基。而在另外一些左翼学者看来, 除了这些内部性危机,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还需共同面对来自外部生产条件的挑战及威胁, 这种威胁结构性地限制了资本的扩张空间, 构成了生产方式的障碍性危机, 其主要表现形式为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

例如, 奥康纳提出,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构成了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 而除此之外, 资本主义还存在着“第二重矛盾”, 即作为整体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这两重矛盾影响资本主义的方式是不同的:前者内在于资本主义体制之内, 它的危害在于使资本面临“需求”不足的困境, 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性限制”; 后者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外在性障碍”, 其危害在于从“成本”的角度使资本陷入困境。所谓生产条件是指那些并非按照市场规律生产出来的, 却具有“虚拟价格”, 被当做商品来看待的“虚拟商品”, 主要包括自然因素、劳动力、社会的公共设施和空间等。资本主义生产不仅受到需求的制约, 还受到生产条件供应方面的制约。一旦生产的外部条件成本明显增长, 此时的资本主义将会面临第二重危机。一般而言, 生产条件成本的攀升大致有两大原因。其一, 个别资本为了追求超额利润以破坏自己长期依赖的物质条件为代价, 诸如, 由于忽略劳动条件的改善反而增加了健康费用、由于过度开垦导致土地生产力的降低、任由市政设施老化而加剧交通成本等等。其二, 一些致力于社会运动的组织如环保、妇女组织等要求医疗条件的改善、保护环境、维护市政设施等, 这些都会增加成本开支。

在所有的生产条件中, 奥康纳最关心的是自然因素。他强调, 资本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 因为资本具有一种自我扩张性, 它追求无止境的利润增长和资本积累, 然而自然界却是无法自我扩张的, 由此导致了无法化解的矛盾。因此, “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之中蕴含着的, 不仅是资本的生产过剩的危机……, 危机不仅来源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需要的层面, 而且也来自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成本的层面”^[2]。奥康纳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资本主义积累所引发的“标准的”生态危机, 第二种则由经济危机引发的生态危机。由于经济危机往往与竞争过度、迷恋效率、削减成本相联系, 因此便会加大成本外化和环境恶化的程度。除此之外, 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和联合性同样会对自然和生态产生影响。一方面, 工业资本在地理位置上越是集中, 工业污染、日常生活污染及城市污染在空间上也就越集中; 同时, 普遍存在的不平衡发展即集中榨取欠发达地区的原材料, 也会严重破坏该地区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另一方面, 资本通过高技术和廉价劳动力在全球范围的应用有效提高了剥削率和利润率, 由此一来, 资源的使用和破坏速度, 以及各种形式的污染率也随之加大。简而言之, 在奥康纳看来, 资本积累和经济危机会导致生态问题, 而由生态危机引发的环境运动则有可能加重经济危机。归根到底, 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是共生且相互决定的, 它们都由资本所导致。

需要指出的是, 虽然我们将生态危机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障碍性危机”, 但它同样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 并且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产生了致命性的损害和毁坏。正如早期生态社会主义者高兹所提出的那样, 在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控制下, 对利润的追求同生态环境必然是冲突的。因为对资本主义的企业而言, 重要的不是实现生产、自然、人的生活三者的协调, 重要的是怎样以最少的成本生产最大限度的交换价值。高兹将这种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归纳为“经济理性”, 它遵循合理计划、效率至上、越多越好的原则。只要经济理性仍然在发挥作用, 生态保护就无法实现, 因为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二者是不相容的。用高兹的话来讲, 生态理性是要尽可能花费少量的劳动、资本和资源来生产出最低限度的和具有最大使用价值的东西。因此, 解决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是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建立与生态理性相契合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面对21世纪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世界经济的持续低迷, 资本主义的前途问题再一次摆在了人们的面前:资本主义是否可以摆脱此次危机并走向复兴?此次危机是不是意味着资本主义命运转捩点的来临?一些左翼学者在承袭了“生产方式”研究视域的基础上, 结合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征和新变化, 对其危机与命运作出了判断, 根据其结论的不同大致可分为悲观派和乐观派。悲观派的代表人物有沃勒斯坦、兰德尔·柯林斯等, 他们侧重于将资本主义视做历时性的系统, 着重考察资本主义面临的重大变迁, 并在此基础上度量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的内在动力。乐观派代表人物有迈克尔·曼、克雷格·卡尔霍恩等, 他们侧重于将资本主义视做共时性的复杂结构, 从生产方式的外部因果链入手去判断当下资本主义创造的新财富能否抵消其成本。

悲观派从总体上认为, 当代资本主义面临着源自经济制度内部的结构性危机, 资本主义制度或正在丧失其存在的合理性, 资本主义必将崩溃。沃勒斯坦认为, 资本主义存在的无法克服的结构性危机主要根源于世界经济和地缘政治。

一方面, 世界经济体系的“世俗趋势”导致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人员、物资和税负三大主要成本持续攀升, 从而使得资本积累面临严重瓶颈。其一, 工人基于工会运动的斗争提升了非技术工种和半技术工种的人员成本, 生产规模的扩大需要更多的中层人员来从事协调从而提升了监理的人员成本, 企业结构日趋复杂化导致高级经理的人员成本提升; 其二, 全球经济的快速增长引发了各种资源的短缺, 而资本主义体系又不断地生成对大量基础设施的需求, 这就意味着生产的物资成本也在不断增长; 其三, 为了满足保障公众福利和提升公共服务的需求, 国家赋税和“私税”等持续增长, 由此增加了生产中的税负成本。由此可见, 资本主义生产成本和售价之间的差额日趋缩小几乎已逼近其渐进线, 生产利润锐减。

另一方面, 重大的地缘文化变迁使得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深陷无序与混乱。首先, 原来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偏中间的自由主义派别再也无法在地缘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在1968年“世界革命”的作用下, 保守派势力和激进派势力得以重新独立生存, 他们开始自主实施其策略。然而, 旧左派对社会的变革却是不可持续的, 右派抓住机会虽然展开了大反攻却仍然没有办法加速全球范围的资本积累, 之后资本家转向从金融业中获利却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其次, 美国霸权的衰落无可挽回地加速了多极世界的形成, 每个势力中心都在寻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 地缘政治也因此经常性重组。随着政治势力的波动, 经济领域中市场和货币的波动也更加剧烈, 资本主义的全球局势日趋混沌和紧张。

在沃勒斯坦看来, 源自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的危机互为条件、相伴而行、相互强化, 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结构性危机是致命的, 在该状态下, 任何微小的社会动员都可能产生巨大效果。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未来是不可预测的, 因为许许多多的参与者都试图建构新的秩序, 他们利益归属不同, 笃信不同的短期策略, 很难实现统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资产阶级无法继续巨量地占有全球的剩余价值, 而下层阶级也不再认为历史站在他们的一边、不再认为他们的后代能继承这个世界, 资本主义终将被某种系统所取代。

兰德尔·柯林斯是美国当代社会学家, 在他看来, 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弱点是“科技带来的机器对人工劳动的取代……, 技术取代引发的结构性危机会超越经济周期和金融泡沫, 成为对资本主义前景的严重威胁……, 而这很可能会在未来三五十年内将资本主义引向终结”^[3]。他认为, 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言了劳工阶层的体力劳动被取代, 但时至今日, 信息技术开启了“第二轮”对劳动的取代。这次被取代的是中产阶级所从事的沟通类工种, 而罪魁祸首便是“自动化和电子化”。过去资本主义往往通过新技术带来全新就业机会, 或者通过部门扩张、金融市场、政府就业或投资等其他隐形凯恩斯主义等方式, 来摆脱技术取代劳动所带来的危机, 而如今这些方式都纷纷失效。如此下去, 结构性失业率的上升趋势将势不可挡。据其预测, 到2040年左右该比率可能达到50%, 并在其后不久攀升到70%, 此时资本主义体系所承受的来自消费不足和政治恐慌的压力将使其难以存活下去, 在战争、全球不均、环境恶化等其他冲突的催化下, 极易诱发崩溃。

不难发现, 沃勒斯坦等人的分析体现了明显的系统论特征。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系统”^[4], 可以被划分为性质不同的历史阶段, 且存在周期性规律,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本身固有的发展规律决定了单个国家在整个系统中的地位与变动。在这个社会系统中, 沃勒斯坦赋予经济系统根本性地位, 政治系统的演变是由经济发展界定的必然结果。对此, 吉登斯曾批评道, 沃勒斯坦的观点体现了功能主义及经济化约论的简单化思维。兰德尔·柯林斯同样把资本主义视为一种全球体系, 一种基于市场利益和经济联系而形成的等级化生态系统。当然, 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内部多层次的因果关系处在动态的相互关联中, 且充斥着矛盾与冲突。同时, 这又是一个有着自我周期和自身极限的系统, 即使新的地理空间发展和生产技术可以提高极限值, 但极限本身并不会消失。他们将系统论的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及韦伯学派重视社会权力的研究视角进行了对接, 着重考察不同等级的次系统之间存在的多层次的因果关系, 以揭示其中所蕴涵的矛盾、对抗与冲突。与沃勒斯坦、科斯林等人持同样立场的左翼学者还有很多, 他们在关于资本主义的研究中都坚持“危机—灭亡”的线索。例如, 福斯特指出, 泡沫周期危机“绝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 而是将会对资本积累形成日益严重的长期制约”^[5]; 罗宾逊认为, “21世纪资本主义危机在规模上前所未有, 是涉及世界范围的”, 而且社会退化方面的问题将变得尤为突出^[6]。

迈克尔·曼、克雷格·卡尔霍恩等人与沃勒斯坦、兰德尔·柯林斯针锋相对, 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危机有不同的解读。如果说沃勒斯坦等人倾向于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运行本身来发现危机, 那么迈克尔·曼则强调, 资本主义最关键的危机是源自外部威胁而非内部。如果说前者侧重于系统论的研究方法, 迈克尔·曼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更多采用了马克斯·韦伯式的结构性视角。他认为, 资本主义并非存在周期的、自我完备的系统, 而是由四种异质且结构独特的权力所形成的社会权力网络, 这四种权力分别是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它们会通过五花八门的形式重新组合在一起, 而当占主导地位的权力来源相互交叉时, 普通的历史事件便会构成历史的转折点。因此, 资本主义变化的动力并非来自单一的系统性因果关系, 而是来自共时性要素的串联。纵观资本主义历史上的重大危机会发现, 它们都是特定因果链串联的产物, 包含相当多的偶然性, 而不是单一的系统性危机。迈克尔·曼指出, 资本主义可以通过多种方法来化解经济危机, 例如对生产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空间转移、创造新需求、技术革新、创造劳动密集型新产业等等。由此以来, 资本主义就可以实现自我的集约化, 从而继续保有韧性。因此, 迈克尔·曼“对资本主义总体的‘运行法则’造成周期性系统危机的看法保持怀疑”^[7]。

迈克尔·曼所强调的外部威胁则主要是指生产的集约化超越了人类生态承载能力的极限, 由此而导致的环境饱和与生态危机。他认为, 相对生态危机而言, 经济危机并未构成终结资本主义的致命因素, 更可能出现的是情况是, 全球经济增长将在全球权力的分配更加均等后放缓, 逐渐走向稳定、繁荣、低增长的资本主义经济; 然而一旦环境与政治、文化等其他因素交叉, 则有可能加速资本主义的衰亡。克雷格·卡尔霍恩同意迈克尔·曼的观点。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除了面临其内部的经济困难之外, 还面临着发展成本外化受阻的危机。资本主义在创造财富的同时带来了重大的社会动荡、不平等, 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 在过去这些成本大部分被外化了即由政府、非营利组织甚至是普通家庭和个人来承担。然而,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 资本主义维持繁荣及其合法性所依赖的制度设计和社会关系遭到了破坏。各阶层的民众要求共享福利, 他们拒绝承担企业的外部成本, 并对持续的繁荣和机会失去了信心。与此同时, “自然资源被穷尽和受到不可逆破坏的程度将是威胁资本主义未来的一个问题”^[8]。

然而, 总体而言, 克雷格·卡尔霍恩仍对资本主义的前景持较为乐观的态度。他认为, 沃勒斯坦等人的理论中存在过度悲观主义倾向。在他看来, 即使当代资本主义面临着由金融化所带来的全球性经济危机, 但它也不大可能因此终结; 尽管资本主义不大可能会永久地持续下去, 但也绝不会发生急速性的崩溃, 因而他更倾向于用“衰败”一词而非“崩溃”。他对资本主义的未来持乐观态度的重要原因之一是,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仅仅局限于老牌核心国家, 事实上“其他地区的崛起”较贫穷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增长、全球城镇化及人口迁徙等, 会在未来为资本主义带来近乎无穷大的发展空间。资本主义在其从西向东、从北向南的转移过程中, 或许会重新焕发活力; 除此之外, 即使在未来其他的经济组织形式崛起, 但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仍然会继续, 通过制度的改变和完善, 资本主义是有机会实现复兴并继续在世界中占据重要地位。面对21世纪的资本主义金融危机, 除卡尔霍恩等人之外, 还有很多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例如, 美国西北大学教授乔尔·莫基尔认为, 资本主义可以通过自我创新的方式实现对自身弊端的终结, 通过制度内的调整来实现变革、化解危机。保罗·克鲁格曼认为, 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新自由主义便可以使美国等发达国家从中获利, 从而为资本积累开辟新的空间。弗雷德里克·博卡拉认为, 通过对信息、货币、生态、人口等领域的全方位革命, 便可以化解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9]。

在20世纪的西方理论舞台上, “文化研究”一度成为左翼学者分析资本主义的主要视角。例如, 从卢卡奇到哈贝马斯、列斐伏尔、德波, 再到齐泽克等人, 他们均将资本主义的危机与文化和意识形态相关联, 批判了资本主义对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殖民。这些学者藉由研究范式的根本性变迁, 丰富并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视域。相比之下, 坚持从“生产方式”出发进行资本主义批判的研究路径就显得有些“保守”和“传统”, 而事实却绝非如此。因为过分偏执于文化研究可能会带来的风险是, 将批判退缩到较为抽象的哲学领域。在这个意义上, 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危机理论的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本真意蕴似乎更为接近, 尽管有些左翼学者主观上并不认同马克思主义。虽然他们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影响、后果的具体分析有时相去甚远, 具体观点也有待商榷, 但是他们对政治经济学基本范式的运用却是难能可贵的。不难发现, “生产力”“生产关系”“所有制”“有效需求”“经济剩余”“消费不足”“利润率下降”等构成了他们研究问题的主要范畴和分析工具。尤其是沃勒斯坦、迈克尔·曼等人, 他们将21世纪的金融危机视做传统经济危机的逻辑延伸, 反对把金融危机的产生归结于“纯粹的技术因素”, 始终将资本主义看做由经济决定的社会有机体, 将对所有要素的分析统一纳入生产的视角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 他们从事的不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外在性研究, 而是一种本质性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