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世界不平静, 年年多事, 但是基本上沿着过去的轨迹, 落在可以解释和预测的范围内。然而2016年因为两件事而注定在世界现代史上成为一个转折点。其一, 英国脱欧, 其二,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两件大事, 一脉相承。英国脱欧开始了某种转折的迹象, 全世界已经为之震惊; 而特朗普当选, 则明白无误地告诉世界, 转折已经开始。其间, 还有一些国家和政党也显示了同样的迹象。

从上世纪末, 特别是90年代初原社会主义阵营转向市场经济, 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2008年, 全球产业链因金融危机而解构, 原先被锁定于其中的功能失去了匹配对象, 或者继续寻找新的对象, 或者设法自我消化。历经数十年的全球产业链瓦解, 新的全球产业链未见踪影, 在耗散结构理论的分岔图上, 世界处于不确定的分岔点附近。各国由“各尽所能”彼此耦合, 转向各行其是和全面竞争。这是当前国际形势趋紧的根本原因。各类颜色革命和恐怖活动也有加剧之势。

2008年猝然发生的金融危机本已丢下了第一只靴子, 宣告延续近20年的全球化告终, 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不少国家虽然在不同程度上有所调整, 然而在相当程度上依然沿着过去的路前行。特朗普当选则是第二只靴子落地, 彻底打破所有因循守旧的幻想, 同时开启在相当程度上带有美国特色的“另类”全球化。在世界各国中, 在不到20年内如此深刻全面介入全球化, 非中国莫属。中国, 无论是否愿意, 必然反过来受到全球化同样深刻的影响。无论是否自觉, 特朗普必然将美国特色的全球化强加于中国。

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 从1978年到本世纪初是改革主导开放, 随着对外开放的步伐加大, 对外界的依赖也就更深。金融危机意味着在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上, 第一次出现开放与改革不同步^[1], 非中国主动而为。如果不做好研究和预案, 那么这种情况今后还会在更大范围以更高频度和更强烈度一再发生。

一、全球化中的政府、资本和社会

多数观点认为, 特朗普当选使全球化毁于一旦, 至少阻遏了全球化的步伐。然而, 全球化进程不会停止, 特朗普当选将开启另类全球化。

1. 前金融危机全球产业链

全球化浪潮在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 在随后的数年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英国脱欧是一次新的打击, 特朗普当选意味着对近20年全球化的清算, 清算在一国内部及世界范围政府、资本和社会的关系, 在三者之间进行“再平衡”。笔者在文献中分析了政府、资本和社会三者的关系^[2]。2016年9月, 全球13位著名经济学家在两天的会议上达成的共识之一是, 平衡市场、政府与社会团体的作用^[3]。

市场是一种社会制度, 需要有效的监管才能发挥资源有效配置的功能。市场本身也不会有实现包容和公平的自发倾向。

政府的运行必须有效。国家在许多方面可以超越市场, 如制定规则并建立监管体系。在市场无法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 尤其是金融、卫生和环境方面, 以及保护弱势群体和解决过度的收入不平等, 政府责无旁贷。在制定产业政策及有效的农业、服务业政策上, 政府同样需要发挥作用。政府还须防止因为不平等的加重导致被挟持而进一步加剧社会、政治及经济层面不平等程度的恶性循环。

公民社会的许多组织形式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如果一项事务由市场或社会团体来运作更好, 那么政府就不应该掺和进去。各种制度发挥的作用具有互补性。以上所论是就一个国家而言。

全球化的最重要标志是, 资本走向世界, 同时携带着作为商品和不同程度的制成品的巨量资源; 数年前英特尔要在国外投资70亿美元, 在受到美国国会批评时, 英特尔的总裁明确回应说, 他作为公司总裁的首要任务不是给美国创造就业, 而是给股东创造利润^[4]。然而与此同时, 政府权力, 以及在发展中国家为政府权力辩护的嵌入编码知识的边界, 基本上止于国家的边界; 至于社会, 除了少数精英可以在全球范围 (包括在外资公司供职) 流动, 大多数人无论是否愿意, 基本上留在所在国。全球范围流动的资本, 与无奈或有意固守国界的政府和社会 (包括嵌入编码知识) 之间构成深刻矛盾。

一旦走向市场, 融入世界, 资本便跨越了国界政府权力的边界, 发达国家的资本和发展中国家的资本, 撇开意识形态的纷争携起手来。欧美输出的资本需要发展中国家的资本, 进而政府权力的配合, 以完成产业链中的制造环节, 这或许就是英国前首相撒切尔的名言除了通往全球化资本主义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的注解。发展中国家更是对发达国家的资本“求资若渴”。正是在获利这一点, 全世界的资本方联合起来。无论是欧美还是发展中国家, 在政府、资本与社会三者关系上, 所发生的事态同样是资方获利, 在这一点“上帝与魔鬼并无区别”(弗里德曼)。社会中的精英, 无论来自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大多因全球化而获利。至于社会的中下层, 世界各国的共同点是每况愈下, 既共同被资本压榨, 又彼此争夺工作岗位。1980年至今, 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甚至略有下降。欧洲的工厂主对工人说, 你罢工我就去东欧, 东欧工人罢工就去中国, 要是中国工人罢工还可以去越南。全世界无产者并没有联合起来。如果没有政府的调节, 资本所到之处必然是资本对社会的遗弃或奴役、背离甚至对立, 进而是资本主导下社会的分裂。

发达国家拿到微笑曲线的大头, 买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商品, 压低通胀; 但主要是财团、跨国公司, 以及硅谷和其他领域的精英们获益。原先在制造环节的员工面临失业、降薪、延长工作时间和退休年龄, 减少社会福利, 社会内部的矛盾日趋尖锐。美国用移民 (更廉价、更温顺) 击溃20世纪美国一度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 用移民来分裂和压制美国白人蓝领。有人甚至认为, 美国已经“蜕变为”由国际财团控制的半独立甚至具有“半殖民地”性质的国家^[5]。“占领华尔街”或许就是对此的回应。桑德斯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民主党下一步怎么走》, 直言“数千万美国人以投票的方式提出抗议, 表达了他们对一个把财富和公司的利益置于他们之上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强烈不满”。

发展中国家虽然拿的是微笑曲线谷底的微薄利润, 毕竟在全球化进程中在经济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就业, 特别是农民进城就业的压力。资本方, 无论是国资还是民资, 还有包工头, 以及社会中的精英, 无论是直接参与这一过程还是为此辩护者, 也在这一过程中赚得盆满钵满。然而在流水线上干活的工人, 主要是农民工, 较之发达国家的工人更无权利可言 (“低人权”, 秦晖)。接二连三的群体性事件表明, 社会的中下层已经到达可以忍受的极限。全社会 (主要是下层) 还要付出雾霾等生态的代价, 不可持续。这一切表明, 被裹挟于或主动投身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同样难以为继。

凯恩斯早就认识到, 扩大贸易自由可以扩展自由秩序, 但金融全球化会危及民主。皮凯蒂揭示, 资本在生产力要素中具有更大的获利能力。政府必须遏制这一倾向, 要是偏向资本, 甚至形成权力与资本之间的联盟, 社会就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各国经由功能耦合形成全球产业链, 却在各国内部酝酿深刻矛盾与冲突。一个国家没有内部的协调, 最终也难以参与国际的竞争与合作。

2. 金融危机全球产业链瓦解

金融危机虽冠之以“金融”, 实质是打断了全球产业链。不过有些国家依然沉湎于往日的梦中, 寄希望于由外贸解决因产能过剩所致的经济困境。孙立平对特朗普当选的最简洁的评论是:美国人为了变革而选择了不确定性, 而希拉里则代表了某种令人失望的确定性。

金融危机表明, 在耗散结构理论的分岔图上, 世界各国由前一阶段的相互依存走向不确定的分岔点。各国之间全面竞争, 甚至兵戎相见。看似各国之间的利益之争, 在深层是上述两个失衡:资本与社会关系失衡, 以及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之间的失衡。

3. 后金融危机特朗普当选

特朗普当选, 全球化转向的第二只靴子落地, 让心存幻想者死了这份心, 及早改弦更张、另起炉灶。必须从根本上放下全球产业链, 先调整资本与社会的关系, 以弥合社会的冲突。各国政府从不同程度上偏向于资本向社会回归。奥巴马为特朗普激发选民激情的能力所折服。“他能够跟支持者建立起一种紧密的联系。这种力量非常强大。”桑德斯认为, 民主党必须摆脱与企业权势集团的联系, 再次成为以劳动人民、老年人和穷人为基础的政党。

世界各国的资方有可能在一段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分道扬镳, 譬如一些外企在中国撤资, 先各自处理好与本国社会的关系。全部美国企业在海外囤积的现金, 估计超过2.5万亿美元。特朗普承诺对将工作带到国外的企业征收高额进口关税等严惩举措^[6]。特朗普说:“那些离开美国的企业将不能不承担后果。离开美国, 将会变成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谷歌、通用电气、卡特比勒、英特尔等大公司公布了将部分高端制造业务回迁至美国的计划。

美国将开始一项为期10年的1万亿美元的基建投资。特朗普在胜选演讲时强调:“我们将修复我们的内陆城市, 并重建高速公路、桥梁、隧道、机场、学校和医院。我们将重建基础设施, 并且更重要的是, 这些重建项目会给数百万人带来工作。”美国基础设施的范围远较中国的范围要宽^[7], 交通、能源、医疗等领域都划归这个范畴, 更换美国现有的这些设施体系, 将提供巨大内需。硅谷的实业界领袖很快会加入特朗普这些计划。大选前反对特朗普的马斯克等硅谷领袖已经开始调整立场。

如果国内要大兴土木搞基本建设, 有更好的赚钱机会, 外迁的企业就会回归美国本土, 进而解决就业, 提升中下层的收入。精英也会发现, 面向中下层社会同样有发展的机会, 从而弥合社会的裂痕。

在特朗普当选的数年前, 中国政府就已经大力整肃贪腐, 切断政府与资本的不正当联系, 将工作重点移向社会和民生一侧。为了促使资本由东部和城市流向中西部和农村, 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例如取消农业税和眼下的精准扶贫等, 一旦农民在当地可以安居乐业解决温饱, 不去东部和城市务工, 东部和城市的劳动力紧缺, 工资提高, 资本获利空间减少, 迫使资本流向中西部和农村, 以及开展创新和品牌建设。更为深入的措施是防止金融业 (如宝能系) 侵蚀蚕食实体经济。美国如果税务改革成功, 可能引发各国仿效, 促使财富向大众转移^[8]。一旦实现政府、资本与社会关系的再平衡, 以及避免社会各阶层的分裂, 全球化将在一个新的起点再起步。

二、TPP的前世今生后世

特朗普反对TPP, 显示了另类全球化的第二个特征。

奥巴马不顾美国劳工利益, 宁可伤及自身也要遏制中国。在特朗普看来, TPP框架中的贸易条约是对美国的“打劫”, 抢走了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特朗普当选, TPP搁置, 让位于由东盟主导的较为宽松灵活多样的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即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以及FTA (自由贸易协定, 即Free Trade Agreement)。

在TPP前景不明、亚太国家重新将关注点转向RCEP的大背景下, 日本有可能改变态度加入RCEP谈判, 以免自身在亚太市场被边缘化。美国未来是否会加入RCEP, 既取决于美国自身的意愿, 也取决于亚太各国自身的考虑, “毕竟一个没有中国的TPP和一个没有美国的RCEP都是不明智的”。

中国与日本在国际事务中几乎处处针锋相对互不相让, 现在共同支持第三方东盟, 而不是正面直接交锋, 或有助于缓解矛盾, 东盟既可以在中日相争中获利, 也可以在双方间起到缓解的作用。2016年5月召开的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通过的《关于提升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表示了支持RCEP和东盟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共识。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表示, “这是更传统的贸易协议, 可以降低商品和服务关税。不像TPP那么深远”, 但毕竟“可以让我们的商品准入越多市场越好”。

世贸组织的根本规则是全体协商一致原则, 但凡要制定一项新规则, 或者废除一项旧规则, 都必须得到160多个成员方的一致同意。修订的时间间隔往往要长达十年以上。另外的问题是, 软约束的争端解决机制, 贸易的内容越移向产业的高端, 如服务和知识产权, 越移向一国内部的体制, 如国企、劳工标准等, 达成一致的可能性越低。在这种情况下, 区别对待, 三五成群地搞一些小圈子、小共同体, 就成为可行的方案。

近年来, 作为后现代思潮的核心部分, 复杂性科学的进展之一是更多着眼于因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等所引起的细微差异, 以及关注因随机涨落所致的协同和涌现。需要注意的是, 后现代经过现代化的洗礼, 建立在现代性的基础之上, 复杂性科学不违背牛顿定律。多签署双边自贸协定可解一时之急, 远非长久之计。

回过头再来看TPP。虽然根据TPP规则, 批准国GDP合计占所有成员国GDP总量的85%, 协议才能生效。美国GDP占到该协定成员国GDP总量的约60%, 因此若美国退出, 即使其他所有国家都批准, TPP也无法生效。然而日本与新加坡仍将为推动TPP共同努力, 日本国会已经通过。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们是螳臂挡车, 还是“阴谋论”?无论是出于遏制中国, 还是谋求自身的发展, 至少显示了对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的不满, 在现有规则之外, 在市场开放、劳工待遇、生态、知识产权和反垄断等方面树立标杆。反过来据此倒逼多哈回合谈判向TPP看齐^[9]。

TPP将资本凌驾于政府之上, 剥夺政府在本国均衡资本与社会关系的能力, 以让资本有更大的空间, 这是TPP的一大弊病。除此之外, TPP有颇多可取之处^[10]:如要求市场中的主体彼此平权, 排除国企在一般竞争市场中的垄断地位, 这本是市场经济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TPP的绿色壁垒关系到全球生态, 蓝色壁垒涉及劳工待遇, 体现以人为本, 这本来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 知识壁垒保护创新, 这是知识经济时代和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TPP的规则最终将提升而不是遏制一个国家的国力及其发展潜力, 提升其国民的幸福指数。即使TPP暂时搁浅, 从关贸总协定到WTO, 今后再由WTO到TPP或其他更高端的国际贸易组织, 这是国际贸易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去意识形态化

美国的精英, 不仅在全球化进程中于经济上获利甚丰, 而且主导意识形态, 占据道德高位, 希拉里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是二者的混合。一连串的颜色革命, 就是在“使命感”和利益的驱动下, 精英价值观凭借暴力硬推的结果。从难民潮等一系列后果中, 世人已经目睹了颜色革命的荒谬, 而美国, 特别是其欧洲盟友也自食其恶果。中国, 以其巨大的体量、不断上升的实力, 以及对自己道路的自信, 更成为美国推行其意识形态不可逾越的障碍。

在意识形态上, 特朗普认为, “美国制度不适合所有国家”“美国利益第一, 意识形态第二”和“美国不会继续输出价值观”, “发展经济是第一要务”和“美国不要强出头”, 即便以人权为代价, 放弃在全球“推行民主”。这样的立场可以概括为“去意识形态化”。

可以从以下方面理解“去意识形态化”。

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关系类似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 低层的生理需求相同, 而高层次需求千差万别, 可以是“爱情价更高”, 也可以是“若为自由故”。全球化, 只能是经济全球化, 在政治和文化层面不可能如经济一般全球“化”。

然而, 意识形态的多样并不意味可以我行我素, 其底线就是启蒙运动提出的在“自然状态下”的天赋人权, 人与国家和他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与普适价值是共同的底线, 是各国各民族交往的最大公约数。实际上, 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不同程度上认同普适价值, 并以种种方式将普适价值与自己的国情、与自己的价值体系相结合, 譬如中国将普适价值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1]。

美国选情的一波三折说明, 即使在作为“民主楷模”的美国, 普适价值如何与本国国情相结合, 依然是漫长而曲折的过程。福山承认美国“不再是一个唯才是举、唯贤是用、充满活力、高效运作的组织”, 已经变成“否决政治”^[12]。美国的“国内政治弊病已经顽固不化, 很难出现富有建设性的改革, 美国政治衰败还将继续下去, 直至外部震荡催化出真正的改革集团, 并付诸实施”, 这是美国政治总体衰朽的大趋势。或许正是在此意义上, 郑永年认为, 如果希拉里上台还会死撑下去, 这样美国会继续并更快衰落。然而特朗普当选改变了政治总体衰朽的“大趋势”^[13], 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美国特色民主的生命与魅力, 有人甚至把特朗普当选称之为发生在美国的颜色革命^[14]。特朗普的表态不等于普适价值寿终正寝, 而是不再把美国的道路视做圭臬。

其次, 使命要有经济基础, 要从现实出发。“你可以有理想, 但不能理想化”。

在作为商人的特朗普看来, 经济利益才是美国人民最重要的东西, 是美国强大的真正基础。特朗普认为那些直接把维护和推广西方民主价值观作为美国国家战略的核心内容花费了太大的代价, 吃力不讨好, 因而是愚蠢的。比如, 为了在中东地区推广西方民主制度, 美国错误地发动了耗资巨大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 为了维护共同的价值观而容忍盟国在国防开支上搭便车; 美国在各种国际贸易谈判中 (比如, TPP) 加入了太多意识形态因素而导致自己让步太多。这些都严重拖累了美国经济并侵蚀了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去意识形态化, 有助于美国减轻债务, 发展经济。

什么是当今世界的现实?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地理条件、不同生活方式, 共处于地球。强求一律, 是非此即彼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以及延续了冷战思维。普适价值终将为世界各国所接受, 但接受的方式, 融入本国本民族价值体系的方式各有千秋。

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一个小姑娘说:我喜欢这些非常古老的民间的山里边的音乐, 我可以重温到我的爷爷奶奶, 甚至祖奶奶他们的感情, 他们对于生活的一种非常纯洁的感情; 我喜欢莫扎特, 喜欢卡拉扬, 那是人类文化的顶峰, 我能知道人类最高的音乐感受是什么; 我喜欢麦当娜、杰克逊, 是因为特别适合宣泄我们的感情。

意识形态终结, 不是终结在普遍一致的价值观, 而是“终结”在多样化, 终结在多样化的变动不居上。

去意识形态化的一个危险的副产品是, 特朗普在国际关系上不按规矩出牌, 违背契约精神, 把商人的唯利是图发挥到极致。特朗普与蔡英文通话, 尽管中方低调处理, 称是蔡的“小动作”, 然而未必不会是特朗普“大动作”中的一步棋。

更深刻的理解是, 特朗普的“去意识形态化”本身有可能意味着意识形态的深刻转向。1979年5月撒切尔夫人当选英国首相, 1980年11月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在两人的共同推动下, 全球走向了新自由主义 (金灿荣)。20世纪90年代初, 英国布莱尔当选首相, 美国则是克林顿当选总统。布莱尔当时提出了“第三条道路”, 试图调和左右, 并得到了克林顿总统的全力支持。现在则是英国脱欧, 美国是特朗普当选, 其中的共性则是两国出现了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在欧洲也有蔓延之势。

四、美国走向

目前对特朗普今后走向的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其一, 在一定程度上由竞选的出格到向平衡点回归。

从主体的角度是“挤公共汽车说”。在车下说, 车上还空着呢, 可以再上人; 一旦挤上车, 腔调马上变成“挤不上了”。特朗普在选举时是一个调子, 一旦有一个相对较为完整的政策蓝图, 会采取和以前的政府相对一致的政策。

从所处环境的角度看。虽然胜选, 但毕竟有差不多一半的反对票, 而且其中精英居多。特朗普有必要安抚精英, 由代表一部分人到代表美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再说, 他制定和执行任何政策, 都必须依赖精英集团。八年前, 奥巴马也是打着“改变”的旗号当选, 众望所归, 获得的选票和认同远高于特朗普; 但任期届满, “改变”有名无实, 旧问题没有解决, 新问题蜂拥而至。即便当前共和党占据参众两院多数席位, 特朗普过于激进的政策口号也未必符合共和党巩固执政与发展的目标。在三权分立的制衡下, 特朗普意欲实施国家的“公司化”管理, 看来是天方夜谭。

从古至今, 人类修筑了多少墙, 或如长城抵御外敌, 或如柏林墙隔绝东西方世界, 或设防火墙杜绝意识形态渗透。如今, 长城已成旅游景点, 柏林墙已经拆除, 然而以色列修了高8米的隔离墙, 美国又要在美墨边境筑墙。美国, 多少年来因被称为“民族的熔炉”而被人引以为豪, 如今, 对美国白人的强调与呵护, 使“美国民族”呼之欲出。

精英的价值观, “政治正确”, 虽有瑕疵和被滥用之嫌, 其本身未必全然是嘲讽的对象。一方面可见极右翼以纳粹方式向特朗普致意, 另一方面, 哈佛、麻省理工等世界一流学府的校长教授连连发公开信, 表示要坚守美国核心价值观。梅丽尔·斯特里普的金球奖演讲更说明了这一点。弥合内部意识形态分歧也是特朗普必须处理的要务。

特朗普改革成功就需要利用强大的国家机器, 这也意味着他将不断与议会和行政系统妥协, 而伴随着妥协时空范围加大, 税改初衷是否会被颠覆值得观察。美国毕竟是联邦制国家, 捆绑税务和金融市场革命风险很大, 具有逆转和停摆的可能^[8]。

其二, 随着全球产业链瓦解, 各国不再是分别大致隶属“三个世界”(金融、制造、资源), 从各自以自身的资源禀赋参与其中而置自身的弱项特别是中下层社会于不顾, 转变到先把自己做大做强做全, 制造、金融、太空、科技前沿、基建, 一个不能少, 各国以全方位的竞争力参与全球化。

特朗普的意图是, 美国在维系第一金融大国地位的同时成为世界级的产业大国, 以混合大国的地位主导世界。虽然中国、德国、日本等国拥有完整产业体系, 属于基本什么都能制造的经济体的国家, 德国更以其出众的制造业实力, 由智能制造向上攀登, 一心向往为CPS制定标准, 与美国抗衡。人们常常援引苹果公司的事例说明, 像做iphone这样完整的产业链, 召之即来的工程师和工人, 世界上唯有中国, 美国不可能把这样的产业链搬回去。不过美国似乎另辟蹊径, 谷歌等超一流的互联网巨头通过人工智能等高技术, 直接做出高大上的智能产品, 似乎也没有把德国向往的标准放在心上。

传统上把产业分为一、二、三产业, 未来的产业格局将分为三个维度, 一维的传统产业, 即现有的一、二、三产业, 二维的互联网产业, 如谷歌、脸谱、BAT等“平台”型公司, 以及处于萌芽阶段尚未显山露水的三维的智能科技产业。高维产业向下挑战低维有优势, 所以居于二维的网店可以冲散留在一维的实体店, 譬如阿里巴巴对实体店的冲击。反过来, 同样处于二维的谷歌则凭借大数据和尖端技术 (硬件、云……) 做智能眼镜等各种智能产品, 正在向三维攀登。例如阿法狗具有普遍性, 可以适用于广泛的领域。在德国工业4.0致力于沟通一维与二维的标准之时, 谷歌似乎正在瞄准二维通往三维的标准。美国有强大的工业基因和科技创新能力, 以及强大的金融产业。新的全球产业革命竞争将成为世界主旋律。

其三, 如何应对科技发展是特朗普必须面对的一大课题^[15]。

特朗普似乎没有意识到, 除了全球化, 是那些高度自动化的工厂承担了美国本土的工作。煤炭业被排挤出局, 与其说是因为奥巴马的环境政策, 不如说是液压破碎法引起的天然气革命所致。特朗普政府能够实施何种政策来扭转这些趋势?难道控制美国公司不让其采用新技术?

特朗普的对策之一是新的太空发展计划。他表示:我们过去对太空探索的投资已经为经济、国防等领域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如今, 美国的太空项目应当设立全新的愿景了。特朗普计划成立由副总统领导的美国太空政策委员会。21世纪的太空政策将整合公共事业、商业解决方案、快速解决实际威胁的能力, 以及抓住机会的能力。太空行动可分为民用、商用、军用三级, 每一级都需要新的侧重点。特朗普时代全球的军事与安全平衡将更加高科技化, 既在客观上满足美国霸权的需要, 太空产业革命曾是30年前里根政府战胜前苏联的关键战略; 又可以解决一部分国内就业。

对策之二是能源革命, 力争使美国成为能源净出口国, 为数百万人提供工作岗位, 而且通过增加出口实现贸易平衡。

对策之三, 特朗普公布了提高7 000万学龄学生、2 000万高等教育学生及1.5亿在职人员的工作教育水平的优先行动计划, 把美国青年人就业与美国发展融合起来, 让他们有可能在高技术时代找到就业机会。美国强大的金融业和科技创新能力, 加上有世界一流学府作基础, 上述设想并非空头支票。

然而众多研究表明, 在金融业的支撑下, 随着科技特别是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 保持高就业率并非易事, 而且可能拉大精英与平民的差距。

美国的主要问题不是其他国家的制约, 而是受到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的制约, 如三权分立和上述“再平衡”, 以及经济规律的制约, 如税收、债务和预算, 还有科技越成功, 贫富差距越大等。说到底, 依然是本文开头时所分析的基本框架:权力能否均衡资本与社会的关系, 前者是超越美国走向世界的跨国公司, 后者包括对立严重的社会精英和中下层, 处理好既依赖又超越资本与社会的科技, 进而均衡权力自身与资本和社会的关系。

特朗普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妥协, 还是在多大程度上“走自己的路”; 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顾及地球 (气温升高) 与世界, 还是在多大程度上只是为了“美国 (白人) 民族”, 以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维系就业与科技发展同步, 将在其任期及更长时间影响世界。

五、中国的道路

中国为应对金融危机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 4万亿救市, 虽然当时奏效, 却失去最佳去产能良机; 提出内需拉动十分必要, 遗憾的是无后续政策; 继而提出供给侧改革是对症下药的良方, 一带一路则是长期战略。当中国以拥有完整且可以应急的苹果生产线而沾沾自喜之时, 也就把自己锁定在往日的全球产业链, 锁定在微笑曲线的底端。中国, 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停留在往日的思维中。

撒切尔和里根时代的“新自由主义”强调个人权利、私营部门和市场优先, 以及“小政府”, 国内和国际事务往往“议而不决”。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意味着民粹思潮兴起, 由此必然导致民族主义, 后者又导致“强政府”和反全球主义。若全球许多国家冒出“强政府”和“大政府”, 中国面临的竞争环境就不同了^[4]。

中美之间的竞争博弈主要将不是在意识形态领域, 而是在经济层面展开, 比拼各自国内的发展。杨其静指出:“中国的劳动力密集产业已在全球失去竞争优势而正在艰难地进行产业升级; 同时, 美国的再工业化也绝不可能是发展劳动密集性产业。这意味着, 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正在或者已经从之前的产业互补关系转变为产业竞争关系。在这些资本和技术相对更密集的行业中, 中国相对低廉的劳动力工资优势将变得不再那么重要; 相反, 知识产权保护、创新能力和工人职业素质的重要性大大上升。”而“具有更好法制和人文环境的美国恰恰在这些方面比我们更有优势”^[16]。去意识形态化, 看似博弈在经济层面, 到头来却依然比拼制度与文化。

虽然不在意识形态上对峙, 但军事对抗可能会加剧, 在亚洲的围堵和挑衅已经初露端倪。特朗普还发明了两件新的“武器”, 那就是打电话和推特, 可以低成本刺激中国的神经。

在上述背景下, 中国有必要苦练内功, 做强自身。除了一般层面的讨论外, 有两大事项凸显出来:一带一路和内需。中国同样存在资本与社会的矛盾。当美国海外资本回流, 进而吸引各国资本, 以解国内资本与社会冲突的燃眉之急之时; 中国反其道而行, 中国的资本正在借一带一路和亚投行之风大步走出国门。固然, 由此可以购买发达国家的优质资产和紧缺的资源, 开拓市场, 资本由此获利 (且不说其中打水漂的成分和资本趁机外逃), 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改变金融危机以来在对外开放方面相对被动的局面。但是此消彼长, 国内的资本必然相对减少,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重演发达国家在全球化后曾经发生的一幕, 拉大贫富差距, 社会被进一步边缘化。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 中国早在2008年下半年就提出扩大居民消费来带动经济增长, 然而问题是没有具体落实的措施。再说, 把外需占比达2/3改为内需拉动, 非一日之功, 而投资拉动可立竿见影。

由此可见, 后来重提“一带一路”, 并且提到战略的高度, 虽然注入新的理念, 但依然包含有纾解巨大产能和不得已而为之之意。对一带一路的高度重视, 加上这些日子大力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反对一些国家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凡此种种, 可以清晰看到中国经济的基本格调:对外贸的倚重, 依然沿袭上世纪末特别是加入WTO以来的路径。然而, 全球产业链在金融危机中已经断裂, 特朗普当选更宣示全球化进入新的阶段。新的全球化不是没有国际贸易, 但在具体内容和相互关系上都已不可能回到往日的盛况。再说, 中国又何必留恋微笑曲线吴敬琏称之为苦恼曲线, 压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 破坏中国的生态底端的地位?

解决之途就在眼前:内需拉动^[17]。

目前对“内需”的理解基本上限于经济上的考虑, 兼及民生。实际上, 外需与内需, 一字之差, 重逾千钧, 关系到改革开放的前景和中国社会的走向。

内需拉动, 首先是确立消费者的主体地位。

消费者不仅面对企业和商家是主体, 而且面对政府而言也是主体, 后一个“主体”更基本, 更重要。只有确立起消费者在政府心目里和现实中的主体地位, 才可能有消费者在市场上的主体地位。

消费者主体地位的基础是经济地位, 包括基本收入、社会保障、缩小贫富差距, 以及闲暇时间等。在经济地位之上是消费者权益。政府往往未能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在拆迁和环保等领域甚至与商家联手对付消费者。从安全保障权到知情权, 还有很大提升空间。至于自主选择权, 面对垄断, 消费者无从选择。政府转变角色, 由为厂方和商家背书, 转而为消费者站台, 这一点与前述政府由偏向资本到转向社会的趋势相一致。

政府官员为何在食品安全等侵犯消费者权益上没有切肤之痛?原因在于他们没有进行如普通消费者那样的消费。

消费者的主体地位更有待消费者自身的觉醒, 首先就是维权意识。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和凭票供应的计划经济年代没有“消费者”, 只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特别是1992年转向市场经济后, 消费者的角色才逐步清晰起来。然而政府和资本没有把消费者当回事, 消费者自身也未曾充分意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均衡政府、资本与社会三者的关系还有待社会本身的觉醒, 包括消费的质量和水平能否起到正确的“拉动”作用。由此进一步涉及人力资源开发与提升, 包括医疗养生和培训; 前者从生理和心理做起, 后者则对应于一旦资本回流与社会相结合, 通过社会本身的提升, 以及与资本联手, 共同推进产业的高度化。

从外需到内需, 还关系到资源的配置, 关系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

外需拉动, 意味着约2/3的生产力要素不是为了满足国内消费者, 而是被捆绑在发达国家消费群体的需求上, 金融危机至今已有8年而没有根本改观, 这就是眼下形形色色“错配”的根源。作为世界工厂, 实际上只是一个车间, 一手接过订单, 一手交货, 这就是缺乏创新动力和品牌意识的根源。

内需拉动, 资源与内需挂钩, 出国购买马桶圈和高压锅的奇事不再发生; 与此同时, 基于内需的完整的产业链将沿微笑曲线向两端提升, 一头呼唤创新, 另一头建设自己的品牌。这才是中国企业的崛起之道。

再者, 在外需拉动的情况下, 东部与城市占据天时地利人和, 有更多发展机会, 以致东西部和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内需拉动, 主要旨在提高西部和农村的发展水平, 再加上城镇化, 有助于缩小及弥合东西部差距和城乡差距。

内需拉动, 还意味着国家的自主发展, 摆脱对于跨国公司的依附地位。

最后, 然而可能最为重要的是, 内需, 将深化改革开放。

确立消费者的主体地位, 构成又一次对官本位的冲击, 内需拉动, 原来次要的国内市场所存在的问题如诚信缺失等就凸显出来, 需要政府花大的精力完善市场机制, 更好地服务于市场经济。首先是法治。制定市场经济的规则, 监督执行, 以保证市场的自愿与重复。其次, 削高填低, 调节收入, 控制基尼指数。第三, 覆盖市场经济所达不到的领域。

内需拉动, 当然并非仅内需即可, 外需和投资, 一个也不能少, 最终都围绕和服务于内需。

美国的内需本来就已经占GDP的70%。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既然不强调对外合作, 自然就会进一步减少和中国的相互依赖, 不会顾及中美关系的“大局”。一旦中国实现内需拉动, 减少对世界特别是美国的依存关系, 就会在未来的全球化中极大减少对外部世界的依赖, 可以以不变应万变, 获得更大的主动权。

在转向内需拉动的过程中, 中国实现对自身脱胎换骨的改造。改革和现代化, 最终在于人的全面发展。消费者的主体地位、维权意识, 以及消费观念和消费质量的提高, 都是其中核心的组成部分。

个人在走向社会之时需不时回到自己的内心, 然后再爆发出去。中国在融入全球化之时也需要苦练内功, 做强自身, 然后再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