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息的哲学问题的讨论,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就成为热点,如今,随着信息化进程的加速、信息问题的突显,信息的哲学问题的讨论有愈演愈烈之势,而且有关问题已经转向了深水区。哲学如何能够突破传统的藩篱而转向信息哲学,以及这一转向引发了何种变革等问题,是有关讨论中所无法回避且必须廓清的。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展开相关讨论,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学术界的争鸣。

古代西方哲学是古代西方人对于事物本原、本质的执着追求的精神的反映,近代哲学是对近代理性、科学精神的高度抽象。在信息时代,作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的真正哲学必然会迈向信息层次,这既是信息时代赋予哲学的使命,也是信息时代的哲学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我们把这一过程称为哲学的信息转向。我们所公认的,哲学已经实现了“认识论转向”和“语言学转向”,这些转向之所以能发生,其深层的原因在于时代的驱动、哲学研究的现实语境的转换及时代所激发的核心问题在哲学研究中突显。

当今,我们所处的时代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我们更多时候把它称为信息化变革。早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首次用“后工业社会”一词描述了由这一变革所带来的新的社会阶段。丹尼尔·贝尔在1973年出版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一书,并认为,当今的时代,核心竞争因素是信息,而非体力和能源^[1]。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也曾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以科技发展为尺度,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三次“浪潮”:农业革命所带来的是“第一次浪潮”,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是“第二次浪潮”,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是“第三次浪潮”,并认为,“第三次浪潮”的到来将使人类从工业时代步入信息时代^[2]。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3]正因此,时代的发展是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随着时代的流变,科技、经济、政治等一切时代的文明成果都要进行发展,而这些都是哲学发展的源头活水和驱动力,它们都以最为抽象的形式被凝练至哲学之中,同时,哲学也只有被放置时代的大背景之中才能得到合理的阐述,才能发挥哲学应有的价值。纵观整个哲学史,哲学理论、思潮的推进无不都是围绕着时代的主题而展开的,时代的发展是哲学发展的最为直接、有力的驱动,正如恩格斯所强调的,“在从笛卡儿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4]。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人们已经从工业时代跨入到信息时代,作为哲学发展的驱动力,时代变化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哲学的信息转向。

在信息时代的驱动下哲学研究的现实语境也发生了转换。

首先,人类生存信息关联语境初见端倪。“由图灵所导致的第四次(信息) 革命带来的最根本的改变是揭秘人类道德行为者的互联性,即信息有机体(information organisms) ,简称信息体( inforgs),与其他信息有机体和道德行为者共同享有一个基本上是信息的环境。由于我们都是信息体,而且人类所处的综合环境就是一个‘信息圈’(infosphere)”^[5]。在信息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比任何时代都更为紧密,每个人都不能独善其身,个人的行为不仅影响着自己,而且通过“信息圈”影响着他人。在这个时代,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组织,甚至个人与他自己的关系都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一改变的趋势就是信息关联式的融合,人类将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信息伦理的规范,信息资源的共享,信息技术的拓展,信息文化的创造与传播等等都关乎着“信息圈”内每一个个体的生存与发展。如何构建良性“信息生态”(information ecology),有效治理“信息垄断”“信息过剩”“信息污染” “信息安全”等突出问题,业已成为人类“共同体”的责任担当和信息时代的强语境。

其次,人类虚拟交往语境已初步构建。交往的虚拟化主要体现于交往主体的虚拟化和交往方式的虚拟化。信息的高度共享性、可复制性、传输性是日常交往中的文字和语言所无法比拟的,它能渗透时空,将不同时段、不同地域的交往者连通,实现“此时此地”的交往。人们的思想、言语、神态、动作都被虚拟化为“0”“1”,形象逼真地勾勒出一幅幅交往的画面。人们在“信息高速路”上尽情地享受数字化狂欢的背后是人对信息的依赖和崇拜、现实时空与虚拟时空的离散、自我的“黑色眩晕”(the black shake)等一系列负面效应。人类该如何将思维能力、交往能力从机器那里归还到人的手里?该如何跳出“瓮文化”(niche culture),自如地从幻化的虚拟世界中醒来,找回时间长河所铸造的历史责任感和生命的厚重感?该如何从漫无边际、变幻无穷的信息世界中自拔,实现自我主体性的回归?这一系列问题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所不能“独善其身”,而必须予以关注与反思的。

最后,人类价值观念符号化的语境已见雏形。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和人类生产能力的提高,物质产品变得极为丰富,人们在追求实体物品的同时,也越来越偏重于有象征意义的符号。这种符号就是对真实物质产品的信息显示,其本身就是一种信息,它承载着实体的情感意义和精神价值,使得实体本身价值虚拟化。不仅如此,人对于符号的追求,不仅因为符号是实体价值的显示,更重要的是,人通过对特定符号的占有来显示自身,实现自我认同,实现自我价值的肯定。这种虚拟化的、虚幻的价值形式使人们深陷“欲购情结”,永无止境地在“品味”“潮流”“前卫”“气派”和“身份”等一系列虚构的价值感的路上奔跑着,这种“虚假的需要”(马尔库塞语)的价值感在满足之后,所带来的是思想的空虚和身心的焦灼,由此引发的是下一轮的追逐。

最早对信息理论作出系统解答的应当是申农(Claude Elwood Shannon)。1948年,申农发表了他的著名论文《通信的数学理论》,在文章中,申农通过数理统计知识得出了信息熵公式:$H=-K\sum\limits_{i=1}^{n}{{{p}_{i}}}log{{p}_{i}}$,并认为这一公式“在信息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作为信息、选择和不确定性的度量”^[6]。通常认为申农的信息是“不确定性”的消除。申农使得信息这一概念有了严密的理论根基,但它仅局限于具体的通信领域。相比申农而言,维纳(Norbert Wiener)的信息理论有更广泛的适应性,更能适应时代的需求。维纳认为:“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7]维纳的这一论断又将信息这一概念往前推进了一大步,使得信息不再局限于科学技术理论领域,而是作为一种与物质、能量相并列的存在进入到了哲学的领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然,还有许多其他西方学者对信息理论的研究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国学术界对信息哲学相关问题的研究也如火如荼。主要有以钟义信教授为代表的状态说,以罗先汉教授为代表的“物信论”,以黎鸣教授为代表的相互作用说,以邬焜教授为代表的自身显示的间接存在说,以刘长林教授为代表的反映说,以肖峰教授为代表的意义说,以沙莲香教授为代表的“图像集合或符号序列”说,以沈骊天教授为代表的信息“有序”说,等等。以上这些中外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对信息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但真正建立起完整的信息哲学理论的主要是国内的邬焜教授和国外的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教授。

通过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在回答哲学信息转向何以可能的三因素之中,时代因素是最为重要、也最为基本的。在信息时代,人类的生存状态、交往形式、价值观念与以前的时代大不相同,这些既构成了当代哲学研究的现实语境,也构成了当代哲学所应当关注的“问题域”,直面问题并用哲学之思的独特智慧来解决问题是哲学的使命之一,信息时代的现实语境和“问题域”成为了信息哲学得以生长的坚实的土壤。在时代的要求和驱动下,“信息”实现了从技术到哲学的跨越,从技术的“信息”到哲学的“信息”,“信息”在哲学研究中逐渐突显,以致成为信息时代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同时,信息的普遍性品格的揭示也有力地说明了哲学从语言学转向到信息转向的必然性。

当人们把注意力从人类的认识能力、认识限度、认识的可能性等方面转移到语言的意义、语言的本质等方面的研究时,哲学发生了语言学转向。语言学的转向并没有与认识论转向彻底决裂,而是对认识的“阿基米德基点”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逻辑—语言”成为了新的认识基点。“语言转向的最根本原因在于现代逻辑的产生。”^[8]现代逻辑技术的运用,使语言有了更为规范化和形式化的特征,也更为精确,它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能有效消解对于思想和理论描述的模糊性和歧义性。它想要依靠语言分析来解决传统经验认识论的不足,强调对于“事件陈述”的逻辑性直接关涉,寻求利用对语言结构进行逻辑演绎和分析,进而深入探析语言背后的经验意义。尽管建立形式化、规范化、逻辑化的科学主义语言有助于解决传统哲学中的某些问题,但试图通过它来取代哲学思辨则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其实,推动语言学转向的最深层的动因是科学革命所带来的对于形式理性和科学主义的极端推崇。在语言学转向中,一些非理性、文化性的因素总是被排除在外。著名的哲学家弗雷格(Frege)曾经提出哲学思考的第一条原则应当是,“始终要把心理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明确地区别开来”^[9]。依他看来,逻辑应当是公共的、客观的、精确的,对于哲学思想的分析应当采取一种逻辑化的公共性语言,而不应当受主观的、私人的心理等非理性因素影响。尽管人们追求真理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但是毕竟是人去认识和发现真理,在这一过程中,不可能彻底地消解人的主观性。人类的许多非理性、文化的因素和理性因素都是相互渗透、彼此作用的。每一种科学理论和知识系统都无法脱离其时代背景、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哲学的任务也并非只是探索真理,它还包含着对于道德、价值等方面的探求。当哲学家们高举科学主义的大旗,用精致的语言分析来解决传统认识论危机,并试图使哲学更为逻辑化和科学化时,语言学转向也走向了自己的局限性。

尽管关注人的认知与行为的心理发生机制的认知转向从主观性、心理学等层面上弥补了语言学转向的不足,但是对于“心灵—世界”的阐释缺少一种更为宏观的整体自洽性。造成这些不足的原因就在于,当人们在埋头于研究语言与世界、心灵与世界的关系时,忽略了一个比语言、认知等更为基本的概念信息。英国哲学家迈克尔▪达米特(Michael Dummett)认为:“有一个比知识更天然和更基础的概念,对此哲学家已经花费了不少气力,这个概念便是信息。信息由知觉传递,由记忆储存,尽管也通过语言传递。”^[10]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曾经在他的“三个世界”理论中,强调了“语言”与“三个世界”之间的关系,他写道:“就语言由物理作用和物理符号组成这一点来说,它属于第一世界。就它表示一种主观的或心理的状态而言,或者就把握或理解语言能在我们主观状态中引起变化这一点而言,它属于第二世界。就语言包括信息而言,就其述说或描写事情或者传达别人可以接收的任何意思或任何有意义的消息,或者同意或反对别人意见这一点而言,它又属于第三世界”^[11]。其实,波普尔已经察觉到了信息的基本性(涵盖“三个世界”),只不过他并没有意识到信息比语言更为基本,而他所说的“三个世界”中的“语言”其实是信息不同形态的体现。关于这一点,邬焜教授进行了深入讨论。邬焜教授从哲学的层次将信息划分为自在信息、自为信息、再生信息,他认为,“自在信息是客观间接存在的标志,是信息还未被主体认识的原始形态”。“自为信息是主观间接存在的初级形态,是自在信息的主体直观把握。它包括信息的被识辨(感知)和可回忆的储存(有感记忆)这样两种基本形式。”“再生信息是主观间接存在的高级形态,是信息的主体创造。它的基本形式是概象信息和符号信息。”^[12]110-112在邬焜教授看来,语言、符号都只是信息的一种再生信息。

信息涵盖的范围如此之广阔,从主观的世界到客观的世界,从物理的世界到精神的世界,同时,它也将主观和客观、物理世界和精神世界相统一。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认为:“信息的概念有助于最终将心、物和意义统一在某个单一理论中。”^[13]信息的普遍性品格是促使哲学实现信息转向的内在根源。因此,同语言学转向相比,哲学信息转向是对理性、非理性,主观、客观,科学、文化、心理等多领域、多层次全面开放的,进而它能走出语言学转向的局限性。从语言学转向到信息转向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超越性”“反思批判性”是哲学的基本品格,而这一品格落到实处就是实现哲学基本理论的根本性变革。哲学的信息转向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实现了本体论、认识论的根本性变革。

本体论(ontology)一直是传统西方哲学研究的核心,作为哲学术语的“ontology”是由德国人郭克兰纽在17世纪构造出来,其核心部分是源出于希腊语的“on(óv)”。德国启蒙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认为:“本体论,论述各种关于‘on’的抽象的、完全普遍的哲学范畴,认为‘on’是唯一的、善的,其中出现了唯一者、偶性、实体、因果、现象等范畴,这就是抽象的形而上学。”^[14]我国学者关于“on”的解释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受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影响的“存在论”,“on”被译为“存在者”(being);另一种是“是论”,“on”被译为“是”(to be)。事实上,这两种解释可以衍生为两种不同的表达语句:前者对应为,“某种存在者存在着” (A是);后者对应为,“某种存在者是如此存在” (A是B)。显然,它们所关注的问题是不同的,分别映射着对这样问题的回答:世界在本质上到底有何种东西存在?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

对于世界在本原上是物质的存在我们都无所争议,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信息的普遍性和基本性被逐步揭示,从而在考虑世界的本原存在上不得不去关注“信息”。事实也是如此,维纳将信息看做是独立于物质和能量的东西,惠勒更是将信息视为万物的本原。德国哲学家哥特哈德·贡泰尔(Gotthard Günther)则强调:“在物质与意识之外,应设定第三种根本的东西,即信息。”^[15]邬焜教授站在这些学术巨匠的肩膀上,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信息一般普遍性理论,并独具特色地提出了系统的信息哲学理论。作为信息哲学出场的前奏,邬焜教授从最抽象的层次上重新勘定了信息定义,认为“信息是标志间接存在的哲学范畴,它是物质(直接存在)存在方式和状态的自身显示”^[12]109-110。在此基础上,邬焜教授将存在领域重新分割为物质和信息,认为物质是“直接存在”,信息是“间接存在”,并认为,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是一个物质和信息“双重存在的世界”^[16]。不难看出,从物质到信息,再到物质(直接存在)—信息(间接存在)的“双重存在”的存在域的转换,很好地回答了上述本体论所映射的两个问题,给出了信息哲学的本体论承诺。但是需要明确指出的是,在物质(直接存在)—信息(间接存在)的关系中,物质仍然是第一性的,是本原,是直接存在的;信息是派生的,是间接存在的,无物质便无信息。这里之所以强调物质与信息的“双重存在”,并不是要构造二元本体论,而是要突出信息的基本性和普遍性。在传统哲学中,意识或者精神要么被看做是从物质中派生的第二位的存在,要么被看做是第一位的本原性存在;而在信息哲学中,信息被看做是从物质中派生的第二位的存在,意识或者精神只是信息的一种形态。邬焜教授曾经对存在领域进行了重新分割,并给出了相关的表达式:“物质=客观实在=实在=直接存在;不实在=客观不实在+主观不实在(精神)=间接存在=信息;客观不实在=客观间接存在=客观信息;主观不实在=主观间接存在=主观信息”^[12]106。由此可以看出,“我们通常所说的精神,其实正是信息的自为、再生的形态,是主观间接存在”^[12]110-112。信息哲学只是从这一意义上对传统的本体论实现了变革,它仍然是坚持物质第一性的唯物主义。

尽管本体论研究历史悠久,但是在学界也有不少唱衰本体论的论调,近代以来的本体论发展更是如此,一些学者们总是试图削弱甚至抛弃本体论。作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分析哲学和现象学都把矛头指向了本体论,以罗素(Bertrand Russell)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者试图用数理逻辑来对抗本体论,以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为代表的日常语言学派则通过日常语言来削弱本体论,现象学的灵魂人物胡塞尔(E.Edmund Husserl)竭力谋求对作为本体论的“实体”进行“悬置”,从而实现他的“先验现象学”。一些后现代化思潮、结构主义思潮、反本质主义思潮等也时刻准备着对本体论进行激烈的批判。本体论显然已经是危机四伏,但是,是“危”亦是“机”,我们可以对某一理论进行批判、反思,但我们在倒掉洗澡水时不应当将孩子也一起倒掉。迈克尔·达米特认为:“哲学所能做的只是让我们得以清晰地把握我们借以思考世界的那些概念,并由此更稳固地掌握我们于思想中表达世界的方式。……哲学的出发点必须是对我们思想的根本结构的某种分析。可称之为思想哲学的东西乃是其他一切哲学的根基。”^[17]作为哲学的根基的本体论,不应当被抛弃和否定,而是应当适应时代潮流和现实语境,突破旧式藩篱,实现转换、更新、变革。“信息”的引入为本体论注入了新的活力,为本体论的变革提供了新的视域和机遇。

本体论与认识论一直都是形影不离的,认识论的变革必然包含着本体论的深层意旨。人类理性思维的每一次进步都将引发人们对于世界本体的终极追问,这不仅是哲学诞生的摇篮还是哲学反思的第一驱动。一开始,智者们希冀通过“数”“水”“火”“气”“逻各斯”“原子”“存在”和“理念”等来对世界作出“统一性”的解释;但是,事与愿违,智者们为自己在通向世界的“统一性”之间挖下了一条深深的壕沟,哲学也坠入了一个“双向度的领域之中”^[18],哲学之思在此岸的与彼岸的、现实的与超现实的、可感的与理念的世界等“两个世界”之间游荡。宗教神学恰好能帮助人们连接“此岸”和“彼岸”,在宗教神学盛兴的中世纪,哲学沦为了神学的“婢女”。但人类的理性光辉不会轻易地退却,近代科学的发展使人们逐渐逃离出宗教神学的麻痹,自觉地将“两个世界”放置在人的认识关系中来考察。“两个世界”的问题渐渐演变为“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问题,哲学之思的重心也转向了人能否并如何解决“主观”与“客观”的矛盾。

很多思想家都在努力寻找解决主客矛盾的钥匙,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三条进路:

第一,主客关系的极端主观化。笛卡儿(René Descartes)希望通过“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的命题为人类理性寻找靠得住的“阿基米德点”,“我思”是全部的根据,是一切的出发点。康德(Immanuel Kant)力图转换解决主客关系矛盾的视角,认为我们不应当使“主观符合客观”,而是相反,要使“客观符合主观”,人要凭借主观的“先天形式”的“直观能力”来把握客观的经验材料。他认为:“对实在的认识并不在于将超越意识的世界特性反映在我们的意识之中,相反,这个所谓的‘真实世界’即我们所惟一熟悉的、能够有意义地谈论的、经验上实在的世界就其根本性质来说,是我们自己的直观能力和悟性的构成物。”^[19]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将“主观”推向极端,企图通过设定“绝对自我”来解释一切。黑格尔(G. W. F. Hegel)继承先辈们的思想,创造出“绝对精神”,实现了主观性的绝对化。可以看出,这些先哲们都在试图通过书写一个大写的“我”来弥补主客之间的鸿沟,使“客观”在“主观”那里得到统一。

第二,主客关系的极端客观化。作为经验论的代表人物,休谟(David Hume)认为,我们所指的“实体概念,只是一些特殊性质的集合体的观念,而当我们谈论实体或关于实体进行推理时,我们也没有其他意义”^[20],这些实体都是“处于永远流动和运动之中的知觉的集合体,或一束知觉”^[21]。从此,主客关系的天平倒向了我们进行知觉经验的基础“客观世界”。实证主义者为确保知识的绝对客观化,则倡导经验、观察、实验是一切认识的根基。结构主义者更是认为主观的“自我”是人类文化系统结构之中的产物。后现代主义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则断言:“假如返回的发现确是哲学的终结,那么,人之终结就是哲学之开端。在我们今天,我们只有在由人的消失所产生的空当内才能思考。”^[22]在这些学者看来,对“主观”的否定是解决主客关系最好的途径。

第三,主客关系的搁置。 胡塞尔主张:“在认识批判的开端,整个世界、物理的和心理的自然、最后还有人自身的自我以及所有与上述这些对象有关的科学都必须被打上可疑的标记。它们的存在,它们的有效性始终是被搁置的。”^[23]胡塞尔企图摆脱“主观论”和“客观论”,对世界采取一种“搁置”的态度,在主体和认识的对象之间实施一种“朝向事情本身”(Zu den Sachen Selbst)的“本质直观”的方法,通过“先验意识”来取得一种“内在超越”。和胡塞尔一样,海德格尔也企图抛开“主观论”和“客观论”的偏见,借助“此在”来统一“主观”和“客观”,肯定“我”与世界是合而为一的“此在”。

不可否认,无论是唯理论、唯心论、经验论、实证主义,还是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现象学等,都为解决主客矛盾关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对于解决主客矛盾关系,或执于一端,或完全搁置;要么不能突破主客二元的藩篱,要么不能直面问题本身。究其原因,认识论与本体论如影随形,认识论革新富含本体论韵味,而这些主客关系认识论的变革都是建立在传统或物质、或精神的本体论基础之上。因此,唯有“破形破影”,实现本体论的根本性变革,才能从根本上跳出主客二元论的藩篱,实现认识论的革新。“信息本体论学说的建立为变革哲学的所有其他领域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基础,也为哲学认识论的变革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基础。”^[24]“信息”的出场为“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提供了连接的桥梁,“信息正是这样一种最普遍的中介,它不仅能在客观物质世界中发挥中介作用,又能在主观思维世界中发挥中介作用,还是联系客观物质世界与主观思维世界的中介”^[25]。信息之所以能成为主客观世界的“普遍性中介”,乃是信息的本性所决定的。根据前面对信息的本质的讨论可以看出,“间接存在”正是信息的本性,它来源于“直接存在”,横跨主客观领域。正因如此,信息本体论的变革引起了传统认识论视域的转变,由“主观—客观”模式演变为“主观—信息—客观”模式,这就直面主客关系矛盾,实现了主客观世界之间的“自由切换”,从根本上揭示了认识的机理和过程,同时也填补了主客之间的鸿沟,引发了认识论的根本性变革。

作为信息时代精神的精华的信息哲学之所以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和如此充沛的活力,最主要的根源就在于它敞开怀抱,与时俱进,不仅用哲学敏锐的嗅觉捕获了“时代最强音”信息,而且传承了哲学的超越性品格,对于当代最先进的科技、文化等进行极力反思。当然,哲学的信息转向也离不开信息的话语权,信息时代既是一个时间概念,也是一个语境的概念。信息,凭借着它普遍性的品格,极具穿透力地渗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当代人都无法逃离信息语境,尽管哲学需要抽象的玄思,但更离不开其存在的语境。也正因如此,哲学对信息的拥抱,信息对哲学的滋养,使得哲学的信息转向有其长足的生成空间,它能够得以实现由本体论到认识论的根本转向,彻底颠覆旧时代的哲学范式。批判是无止境的,信息哲学在成长的同时也必须面对其自身的困境:信息的“内爆”对人“自我”的消解与张扬,信息虚拟所引起的“主体性”的迷失,信息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跨学科式的综合建构,大统一信息理论基石的夯筑,等等。要强调的是,“解铃还须系铃人”,每个时代都有其时代的局限和无法超越的时代迷局,只要把握时代主流,兼容并包,就能高瞻远瞩,引领时代潮流,成为文明进步的排头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