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不丹国王首先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指数”量化指标体系,他认为,人生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间保持平衡,政府施政应关注幸福并以实现幸福为目标。国家政策制订依据应考虑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保持精神生活、平和的心态和国民的幸福[1, 2];萨缪尔森通过欲望和满足的比值计算幸福指数,幸福=满足/欲望,幸福与需要的满足成正比,与欲望成反比,由此可见,实现幸福的两条途径便是满足需求和抑制欲望[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卡尼曼教授2004年与克鲁格教授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描述日常生活体验的调查方法日重现法(DRM)》,日重现法是根据一定问题的框架,引导被测试者回忆,再现一天中有关快乐和幸福的状态,并对这种状态进行评估的测评方法。2006年,卡尼曼教授开始编制国民幸福指数,使它与GDP一样成为国家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准[4, 5]。目前,世界上比较权威的幸福指数是由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罗纳德·英格哈特负责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公布的幸福指数。这一指数是通过被访问者把所有事情加总到一起所感受到的幸福程度进行汇总而得到 [6, 7, 8, 9]。此外,代表性的还有英国的幸福星球指数,该指数由生活满意度、预期寿命及生态足迹(或碳足迹)三部分构成[10]。法国总统萨科齐于2009年倡议成立“经济绩效和社会进步测度委员会”,该委员会包括了25位来自5个国家多个领域的杰出社会科学学者(包括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领域),其中包括5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后,英国首相卡梅伦也要求英国国家统计局制定评估国民幸福的方案,作为英国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数[11]。
与国外相比,国内对国民幸福指数的研究起步较晚。林洪等在文中指出,中国国民幸福指数的研究经历了从提出,到受重视,再到成为研究热点三个阶段[12]。早期,钟永豪等提出了国民幸福指数的概念和方法,指出国民幸福指数包含经济社会发展及其他方面的因素[13]。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幸福指数抽样调查,涉及社会健康指数、社会福利指数、社会文明指数和生态环境指数等方面的28个指标[12]。2005年的全国“两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国栋提出了一份《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建议从国家层面上构造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六类构成要素组成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1]。此外,国家统计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市统计局等国内机构都对国民幸福指数指标体系进行了研究,并发布了相应的幸福指数调查报告。蔺丰奇提出了由生产总值指数、社会健康指数、社会福利指数、社会文明指数和生态环境指数等指数计算的国民幸福指数GNH核算公式[14]。邢占军教授构建的我国民众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包括知足充裕体验指数、心理健康体验指数、成长发展体验指数、社会信心体验指数、目标价值体验指数、自我接受体验指数、人际适应体验指数、身体健康体验指数、心态平衡体验指数、家庭氛围体验指数等十项次级指标,并编制了一套由40个项目组成的《中国民众主观幸福感量表》来对沿海某省城市2002—2006年居民的幸福进行追踪研究[15]。周四军等从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生活水平、人口与就业水平和自然环境水平等四个维度选择25个评价指标构建了我国幸福指数的评测指标体系,并通过距离综合评价法对我国国民幸福指数进行了测评[16]。
综上,国内外权威机构和专家学者都对国民幸福指数进行了研究,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不同机构和学者给出的国民幸福指数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指标反差较大,以至于评价结果出现较大差别。本文从宏观层面构建一个国民幸福指数的计算方法,对我国不同时间阶段的幸福水平进行计算和比较分析,找出影响我国居民幸福感的因素。
二、 测算方法 1. 相关假说(1) 生活质量与幸福。关于收入与幸福之间的关系,有两种主要的观点:一是认为收入的增加并不能增加人们的幸福感;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收入的增加能够提升人们的幸福感[17]。鉴于此,本文没有单纯从收入层面分析与幸福的关系,而是从生活质量层面寻找与幸福的关系。对我国居民幸福感的研究最先也是从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开始的。林南等分别在天津和上海开展了居民生活质量调查,包括工作、健康和家庭等方面居民的满意度,为早期研究居民幸福感积累了素材[18,19]。
本文研究的幸福是建立在一定物质基础上的幸福。即使有人可以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生活得很幸福,但是这个不能作为一个导向,而应该选择在生活质量提升的情况下所感受的幸福。
(2) 社会环境与幸福。幸福感既是个体对自身幸福客观状态的判断,同时又是对生活意义的价值判断。同样的个体处于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其幸福感水平会有所不同。可以说幸福感是个人对自己生活状态的一种主观判断,而这种主观判断又离不开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本文综合考虑社会公平、社会进步和社会满意度等社会环境因素与幸福的关系。
(3)自然环境与幸福。社会人离不开社会环境,同样也离不开自然环境,尤其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必须保证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自然环境的好坏也会影响人们对幸福的感受。如果一个人无法呼吸到新鲜空气,不能吃到健康食品,那么何谈持续的幸福感。
2. 指标选择为了实现对我国不同年代的幸福水平的对比分析,根据本文中的相关假说,笔者将通过生活质量指数反映群众的生活质量;通过社会公平指数、社会进步指数和社会满意度指数来反映社会环境;通过环境满意度指数来反映自然环境。通过生活质量、社会公平、社会进步、社会满意度和环境满意度等五个方面筛选客观指标构造一个国民幸福指数的计算公式。
(1) 生活质量指数。生活质量应该是幸福的基础。本文通过“恩格尔系数”衡量生活质量指数。恩格尔系数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国家越穷,每个国民的平均收入中(或平均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比例就越大,生活质量越差,随着国家的富裕,这个比例呈下降趋势,生活质量也逐步越高。
(2) 社会公平指数。幸福不仅是个人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最终目的。社会比较理论(social comparison theory)认为:个体的幸福感判断是根据他在这个社会所处的相对位置来判断,因此,如果经济增长的收益的分配是不公平的,受益较多的群体的幸福感的提升和收益较少的群体的幸福感的下降有可能会相互抵消。所以,非常有必要对社会公平和幸福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本文通过“基尼系数”衡量社会公平指数。
(3) 社会进步指数。社会进步指数是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R. J. Estes于1984年提出的,它涉及10个有关的社会经济领域。一方面,为了指标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重点考虑与幸福相关性最大的健康领域计算社会进步指数。本文通过“婴儿死亡率”衡量社会进步指数。
(4) 社会满意度指数。正如陈体滇提出的幸福指数公式中所显示,收入增加后人们的新的谋求幸福的活动就会随之增加,满意度才会随之提升,本文通过“人均收入增长率”衡量社会满意指数。
(5) 环境满意度指数。中国近几十年来经济的迅速发展,致使环境问题日显严峻。空气、水、土壤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对于污染,穷人受害最深,而这几年污染问题已严重到引发群体性事件。因此本文是通过“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GDP比重”衡量居民的环境满意指数。
3. 计算公式国民幸福指数的具体计算如式(1)所示:
| 国民幸福指数= 生活质量指数×α1+社会公平指数×α2+ 社会进步指数×α3+社会满意度指数×α4+ 环境满意度指数×α5 (1) |
为了分析我国居民的幸福水平的变化情况,本文将要对中国1991—2012年的国民幸福指数、城镇居民幸福指数和农村居民幸福指数进行计算。国民幸福指数计算的5个相关指标: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婴儿死亡率、人均收入增长率、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GDP比重中,只有基尼系数是无法从统计年鉴中直接获取的,其他4个指标均有相应统计。基尼系数是由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间接计算得到,见表1。
 | 表1 1990—2012年中国基尼系数 |
(1) 指标的标准化
为了消除指标类型和指标量纲对最终结果的影响,保证指标数值相加的意义和国民幸福指数的正向性,需要对指标进行标准化。
假设Vij为第i个评价对象第j个指标的值,xij为第i个评价对象第j个指标的标准化得分,则正向、负向和最佳区间指标三类指标的标准化公式如式(2)~式(4)所示:
| ${x_{ij}} = \frac{{{V_{ij}} - 极小值}}{{极大值-极小值 \times 100}}$ (2) |
| ${x_{ij}} = \frac{{极大值 - {V_{ij}}}}{{极大值-极小值 \times 100}}$ (3) |
| ${x_{ij}} = \left\{ \begin{array}{l} 100 - \frac{{({q_1} - {V_{ij}}) \times 100}}{{max[({q_1} - 极小值),(极大值 - {q_2})]}}\qquad \quad,{V_{ij}} < {q_1}\\ 100 - \frac{{({V_{ij}} - {q_2}) \times 100}}{{max[({q_1} - 极小值),(极大值 - {q_2})]}}\qquad \quad,{V_{ij}} > {q_2}\\ 100,\qquad \qquad \qquad \qquad \qquad \qquad \, {q_1} \le {V_{ij}} \le {q_2} \end{array} \right.$ (4) |
根据式(2)对正向指标人均收入增长率和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GDP比重进行标准化。其中人均收入增长率的标准化中极大值取0.5,极小值取0。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GDP比重的极大值取10%,极小值取0。根据式(3)对负向指标恩格尔系数和婴儿死亡率进行标准化,两指标的极大值取100,极小值取0。根据式(4)对区间型指标基尼系数进行标准化,基尼系数的最佳左边界取0.2,最佳右边界取0.3。极大值取1,极小值取0。标准化后的数据具体如表2所示。
 | 表2 1991—2012年中国国民幸福指数及各指标指数 |
(2) 指标权重的确定
指标(指数)权重代表的是该指标与国民幸福指数的相关性大小。本文利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各指数的权重。首先,通过对生活质量指数、社会公平指数、社会进步指数、社会满意度指数和环境满意度指数等5个指数的两两比较确定其判断矩阵;然后,根据判断矩阵计算该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所对应的特征向量;最后,将该特征向量归一化即得到5个指数的权重。当然,还需要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如果不能通过一致性检验还得重新构造判断矩阵。
① 指标重要性排序的给出。环境满意度指数＞社会公平指数=社会满意度指数＞生活质量指数=社会进步指数。首先,尽管生活质量是幸福的基础,但是中国环境的问题日显严峻,所以,把环境满意度指数放在第一位;其次,由本文计算的基尼系数值和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值(表2)来看,贫富差距已经非常大,所以把社会公平指数放在第二位;再次,在保证公平的基础上还得有持续的收入增长才能增加幸福感,所以把收入增长率和基尼系数放在同等地位;最后,生活质量指数和社会进步指数一起放在后面。
② 两两指标之间的标度。因为本文仅仅选择了5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所以两两指标之间的标度最大取3。5个指数的两两比较构造的判断矩阵A具体如表3所示。
 | 表3 判断矩阵A |
计算A的最大特征根λ(A)max=5.055 5所对应的特征向量为(0.751 0,0.423 5,0.371 9,0.260 9,0.224 1),将其归一化得到判断矩阵5个评价指标的权重,具体如表3最后一列所示。
(3) 1991—2012年国民幸福指数的计算
① 城镇居民幸福指数的计算。将表2中的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指数、社会公平指数等数据和权重α1=0.128 4;α2=0.208 5;α3=0.110 3;α4=0.183 1;α5=0.369 7代入式(1)计算得到1991—2012年各年的城镇居民幸福指数,列入表2。
② 农村居民的幸福指数计算。将表2中的农村居民的相关数据及指标的权重代入式(1)计算得到1991—2012年各年的农村居民的幸福指数,列入表2。
③ 中国居民国民幸福指数计算。将表2中的中国的相关数据及指标的权重代入式(1)计算得到1991—2012年各年的国民幸福指数,列入表2。
(4) 中国1991—2012年的国民幸福指数分析
根据表2中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和全国居民的1991—2012年的幸福指数得到如图1所示的走势图。由表1、表2中的相关数据和图1可以看出:
 | 图1 国民幸福指数曲线 |
① 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并没有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同步提高。从1991年到2012年,国民的幸福感大致经历了先升后降再趋于平缓上升的过程,幸福感的最高点出现在1994年,由表1和表2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导致该结果的主要原因是贫富差距导致的社会公平指数不高。
②农村居民、城镇居民和全国居民的幸福感的波动情况大致是一致的,尤其是从1991年到2001年间,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水平和全国居民的幸福感保持了较强的一致性,但是从整体来看,城镇居民的幸福感高于农村居民的幸福感,高于全国居民的幸福感水平。
③城乡居民的幸福感差距越来越小。在2007年之前,城乡居民之间的幸福感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从2007年开始逐渐缩小,到2010年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已经超越城镇居民的幸福感。
(5) 国民幸福指数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首先,根据表2中的生活质量指数、社会公平指数、社会进步指数、社会满意度指数、环境满意度指数和国民幸福指数数据得到图1~图6。
 | 图2 生活质量指数和国民幸福指数 |
 | 图3 社会公平指数和国民幸福指数 |
 | 图4 社会进步指数和国民幸福指数 |
 | 图5 社会满意度指数和国民幸福指数 |
 | 图6 环境满意度指数和国民幸福指数 |
① 生活质量指数与国民幸福指数。由图2可以看出:首先,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整体上还是呈上升趋势的,尽管局部有一定的起伏,而在起伏的转折点上,刚好与国民幸福指数有比较好的一致性,说明进一步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可以非常有效地提高居民的幸福感。
② 社会公平指数与国民幸福指数。由图3可以看出:在1991—2000年,无论城镇还是农村,贫富差距还不算大,得分很高,但是2000年后,农村和城镇基尼系数均变大,社会公平指数得分下降,尤其是城镇下降最大,这也导致了全国的公平指数得分不高,整体呈下降趋势。正是由于社会公平指数不断下降,才使得国民幸福指数没有随着生活质量及收入的上升而一直上升,甚至出现下降。
③ 社会进步指数与国民幸福指数。由图4看出,我国的社会进步指数整体上一直在上升的,从指标选择来看,婴儿死亡率的降低也证明了我国医疗水平的提升。虽然社会进步指数跟国民幸福指数的趋势不太一致,但是社会进步指数在提高国民幸福指数方面显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④ 社会满意度指数与国民幸福指数。由图5看出,社会满意度指数波动较大,但是与国民幸福指数的波动在很多点上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只是波动幅度更大一些。
⑤ 环境满意度指数与国民幸福指数。由图6看出,从2000年后,环境满意度指数与国民幸福指数保持了较大的一致性(2000年前没有相关统计数据),主要原因是本文中设置了环境满意度指数最大的权重。其主要的目的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权重调整,引起大家对环境的重视,将居民的幸福感建立在良好的环境基础上。
四、 结论本文主要从生活质量指数、社会公平指数、社会进步指数、社会满意度指数和环境满意度指数等5个方面构建了国民幸福指数的计算公式对中国1991—2012年的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及中国的国民幸福指数进行了计算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一是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并没有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同步提高,影响人民幸福感提高的最主要因素是贫富差距导致的社会公平指数不高;二是农村居民、城镇居民和全国居民的幸福感的波动情况大致是一致的,尤其是从1991年到2001年间,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水平和全国居民的幸福感保持了较强的一致性,但是从整体来看,城镇居民的幸福感高于农村居民的幸福感,高于全国居民的幸福感水平;三是从2010年开始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水平已经与城镇居民的幸福感水平非常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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