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追求“良好的”政府治理目标，西方公共行政经历了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和后新公共管理的变迁，这些改革深刻地改变了政府与市场、公民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问责”随之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较早的传统公共行政侧重“规则和程序”的问责，新公共管理注重以“市场”为中心的问责，后新公共管理则注重“多中心网络”的问责。在不同的问责模式下，问责的标准、问责的行动者、问责的方式出现了不同的特征。